精英地位获得中的人力资本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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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总体上，人力资本对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存在一定程度“失灵”；受教育程度对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最大；先赋和后赋人力资本对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存在差异。

【关键词】精英地位；人力资本；效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转型、经济快速发展及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人力资本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生产要素之一，是开放社会体系中最公平的竞争要素，在职业地位获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2010年武汉市最新人口普查数据，重点关注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分析人力资本对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根据“六普”资料，并参照康晓光（2002）的分类模式，按照对政治、经济及文化资源等生产性资源的占有状况对从业人员进行分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主要拥有政治资源，企业负责人主要拥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拥有文化资源，笔者将这三个阶层依次界定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等只拥有少量三种资源，均划分到非精英阶层。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源自2010年武汉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16-60岁的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采取多阶段抽样，得到有效样本7832个。

（二）基本变量

第一，因变量：先总体分析人力资本对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因变量为是否获得“精英地位”；再将因变量分为三个二分虚拟变量：是否获得政治精英地位，经济精英地位，知识精英地位，参照类均为处于非精英地位。第二，自变量：囿于“六普”资料限制，笔者选取如下指标：先赋人力资本―性别、年龄组、民族、户口性质；后赋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迁移状况。为方便logistic回归模型建构，将自变量均转换成虚拟变量。

三、结果分析

（一）自变量各指标的多重共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摩根、利琪（2009）“如果变量之间高度相关，相关值在0.50或0.60甚至相关比值更高，则可以决定将它们组合或合并成为复合变量，若变量不能合并成为有意义的复合变量，则可剔除一个或多个高度相关的变量”。多重共线性分析中，户口性质与出生地相关系数为-0.559，因衡量迁移状况的除出生地外，还有五年前常住地及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故先剔除“出生地”。民族t检验的sig.值为0.969，也剔除。保留的指标有性别、年龄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五年前常住地和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

（二）人力资本对精英地位获得的整体效用

模型概要表中，Cox& 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值相当于线性回归中的R2统计量，可解释回归变异；hosmer-lemeshow 模型拟合优度检查可真正检验模型与数据拟合的状况，其零假设是模型与原始数据相拟合。若检验结果显著，则零假设。表2中Cox& Snell R2值为0.168，可解释16.8%回归变异，Hosmer-Lemeshow Test中卡方的sig.值为0.154，模型与原始数据相拟合。笔者应用郭志刚（1999）计算公式βi=bi×si/1.8138计算标准化回归系数。表2中，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大于其他指标，效用最大。

先赋人力资本：从发生比可知，男性获得精英地位的可能性为女性的0.649倍，女性更容易获得精英地位；年龄组的四个虚拟变量均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年长者比年轻者更容易获得精英地位，56-60岁年龄组比参照组16-25岁获得精英地位的可能性高1.179倍；户口性质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农业户口获得精英地位的可能性为非农业户口的0.671倍，户籍制度显著影响从业人员精英地位获得。

后赋人力资本：有配偶比无配偶更容易获得精英地位，前者是后者的1.4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精英地位，大学本科、研究生获得精英地位的可能性分别比参照组小学及以下要高33.431倍，44.714倍，受教育程度对职业结构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五年前常住地为省内相比省外获得精英地位的可能性要低，前者为后者的0.746倍，说明迁移有利于精英地位的获得。

（三）人力资本对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

由表3中Hosmer-Lemeshow Test可知，三个模型中卡方值的sig.值分别为.594、0.305、0.200，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说明模型与原始数据相拟合。

模型（一）：由发生比Exp（B）可知，男性获得政治精英地位的概率比女性要高1.528倍；年长组比年轻组更容易获得政治精英地位，年龄组36-45、46-55获得精英地位的可能性比参照组16-25岁分别高出9.26倍、14.15倍；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不利于获得政治精英地位，前者仅为后者的0.110倍。由标准回归系数可知，年龄组46-55岁对政治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最大。

模型（二）：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经济精英地位，前者的可能性是后者的1.587倍；年龄组的四个虚拟变量相对于参照组16-25岁获得经济精英地位的可能性均要高2倍以上。后赋人力资本中，有配偶比无配偶更容易获得经济精英地位，前者是后者的1.690倍；受教育程度高的从业人员比受教育程度相对低的从业人员更可能获得经济精英地位；离开户口登记地五年以上相比没有离开户口登记地更容易获得经济精英地位，前者比后者高出0.33倍；五年前常住地为省外相比省内更容易获得经济精英地位，前者比后者高0.505倍，说明迁移有利于经济精英地位获得。由标准回归系数可知，受教育程度对经济精英地位获得作用最大。

模型（三）：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得知识精英地位，男性仅为女性的0.501倍；年龄组中56-60岁相对参照组16-25岁更容易处于知识精英地位，概率高0.716倍；农业户口更不利于获得知识精英地位，仅为非农业户口的0.590倍。后赋人力资本中，有配偶比无配偶更容易获得知识精英地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知识精英地位，从发生比可知研究生、大学本科比参照组小学及以下从业人员获得知识精英地位的可能性要高出57.338、41.523倍。由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受教育程度对知识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最大。

（四）数据综合分析

综上可知，人力资本仅能解释1.1%-16.8%的回归变异，对于精英地位的获

得存在“失灵”状况。许嘉猷（1986）提出“人力资本只有在开放、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忽略如政府干预等的结构性因素”。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出发，精英地位的获得由主体和结构的二重化决定。目前中国处于转型期，体制等也在同步转轨，市场尚未达到完全竞争状态，笔者推测除人力资本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作用于精英地位的获得，如社会资本、体制资本、社会政策的制度取向等结构性因素。

1. 性别：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地位，却不容易获得知识精英地位。仇立平（2001）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职业地位综合加权得分最高，专业技术人员次之，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比知识精英在职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知识精英阶层的职业地位一般并不依靠权力等来维系。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地位获得中仍存在“性别隔离”现象。社会学家坎特的“玻璃封顶”和拉斯莱特的玻璃天花板理论认为影响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隐形屏障普遍存在，女性难以升迁到最高决策层。

2. 年龄：年龄越大，相对容易获得精英地位。以年龄“论资排辈”的现象在有明显体现。年长者相比年轻者人生经历各方面都要更丰富，人际网络更广，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及文化资源的占有要丰富，这些有利于精英地位的获得。

3. 户口性质：非农业户口比农业户口更容易获得精英地位。户籍制度性设置使得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同户籍对应的利益关系也有区别。虽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壁垒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松动，但农业户口劳动者在政治、教育等领域中，仍遭受不公，阻碍着人们实现职业追求。

4. 婚姻状况：有配偶比无配偶更容易获得精英地位。在尊崇“家本位”、“关系本位”的中国，家庭是人们建构与拓展社会网络关系的核心场所。配偶及其家庭的职业地位、社会关系等都会影响人们的职业地位。仇立平（2001）论证了如下统计相关：本人职业地位配偶职业地位自己父亲的职业地位配偶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靠近本人职业地位，其影响力就越大。

5. 受教育程度：其显著作用验证了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人们花费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本身就是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而这种投资最终会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均能够给所有者带来相应收益。

6. 迁移状况：迁移有利于经济精英地位的获得。新古典经济学指出，迁移是人们为了获得比原居住地区更好的经济利益的社会化过程，迁移时间越久，越深刻地嵌入迁入地的社会结构中，努力提高在其中的地位。

四、结语

第一，人力资本对精英地位获得存在一定程度“失灵”，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要小于知识精英地位；第二，受教育程度指标的效用最大；第三，先赋和后赋人力资本对三类精英地位获得的效用存在差异，经济精英地位和知识精英地位中后赋人力资本作用更强，政治精英地位中反之；第四，女性在知识精英地位中稍占优势，但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地位获得中处于弱势，“性别隔离”留有残余；第五，年龄在不同精英地位模型中存在差异，以年龄来“论资排辈”有着较明显体现；第六，户口性质对精英地位的获得影响显著，非农业户口比农业户口都更容易获得精英地位；第七，婚姻状况对精英地位总体以及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地位获得中均有显著影响。有配偶比无配偶更有可能获得精英地位；第八，总体模型和知识精英地位获得模型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精英地位；第九，迁移对经济精英地位获得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2] 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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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怡.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J].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作者简介：姜敏（1987- ），汉族，湖南浏阳人，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王奕博（1988- ），汉族，山西河曲人，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