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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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关键词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 ，农户参与意愿，二项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4-0096-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17
生态补偿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与热点问题，也是各国广泛采用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政策措施。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他们的响应及参与直接影响着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因而，当前国际上非常重视生态服务提供者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意愿研究，如Simon Zbinden运用多元逻辑回归评价了哥斯达黎加农民和森林所有者参与PSA项目的意愿［1］；Nicolas Kosoy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研究了影响社区参与墨西哥Lacandon雨林保护计划的因素［2］；Tobias Wunscher等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了影响哥斯达黎加Nicoya半岛的居民接受生态补偿的影响因子，并建立了接受意愿模型［3］。王宇等人引入技术接受模型，证实在陕西洋县朱自然保护区，村民对生态补偿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与生态补偿接受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4］；李芬及黎洁等人分别分析了鄱阳湖区和西安周至县农民参与“退田还湖”和“退耕还林”计划的意愿［5-6］。甘南黄河水源补给承担着水源补给和涵养等多项重要生态功能，然而目前补给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生态服务功能锐减，急需建立高效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本文从农户的视角出发，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探索补给区内农户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意愿，探寻出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因素，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辖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作、夏河、临潭、卓尼、碌曲、玛曲1市5县，包括黄河干流、洮河和大夏河三大水系，流域面积达3.057×104 km2，产水模数达21.5×104 m3/km2，多年平均补给黄河水资源量65.9×108 m3，占黄河总径流量的11.4%。区内以传统的农牧业为主，非农产业薄弱，其中玛曲、碌曲、夏河是以自然放牧、游牧经营为主的纯牧区，卓尼和临潭分别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国家“十一五规划”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列为限制开发区
，自2003年开始，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工程涉及区域内32个乡，162个村，27 479户农户，补助方式主要有实物补偿和资金补偿，工程实施后，补给区内生态环境恢复效果明显，今后还需继续实施生态补偿项目，进一步改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7］。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0年10月～11月开展了针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者社会经济特征、环境意识、退牧还草感知、参与意愿等四个部分。在研究区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入户调查，并由翻译人员对课题组成员的问题和农牧民的回答进行翻译，课题组成员记录并填写问卷。共发放并回收问卷134份，剔除信息有误及信息不全的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17份，问卷有效率为87.3%，其中，纯牧区52份，半农半牧区36份，农区29份。虽然样本量较少，但由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部差异小，因而所取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参与意愿的取值只有1（愿意）和0（不愿意）两个值，是二值型变量，无法采用一般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模型，通常采用Logistic模型［8］。其基本思路如下：
（1）对被解释变量取值为1的概率P进行建模，即Py=1=α+∑ni=1βixi，n为自变量个数，此时Py=1的取值范围为0～1；
（2）将P转换成Ω：Ω=P1-P，Ω称为发生比，其取值范围为0～+∞；
（3）将Ω转换成lnΩ：lnΩ=lnP1-P，lnΩ称为LogitP，取值范围为-∞～+∞。
此时LogitP的取值范围符合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取值范围的要求，因此可得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依存模型，即Logistic回归模型：
LogitP=lnP1-P=α+ni=1βixi
其中，xi为自变量，βi为Logistic回归系数，α为回归常数。
2.3 变量选择及意义
农牧民作出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决策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Nicolas Kosoy等得出农民参与生态服务付费的意愿与项目本身的性质、资源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及社区机构及住户特征有关［2］。Tobias Wunscher等人认为影响农民参与PES计划的因子包括参与者风险感知、信息获取、非货币的价值、利润现状及补偿费用与交易费用和保护费用的差值［3］。王宇等人证明生态补偿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与村民的接受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4］。赵雪雁等认为生计方式、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影响农牧民参与意愿［9］。吴伟光等人认为林农收入、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个人基本特征、先期是否参与公益林建设、公益林管理方式和补偿制度等有关［10］。
综合已有研究及实地调研的情况，认为影响参与意愿的因素包括：①被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②农户家庭特征，如家庭年收入、收入构成、草场面积及牲畜存栏数；③农户对环境重要性的认知；④农户对先期政策的反应，包括已有退牧还草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和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⑤农户对生态补偿项目的了解度、支持度等。因此，选择以下12个变量作为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可能的解释变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特征
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平均年龄41岁，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人数占总受访人数的31.77%。被调查者以男性居多，藏族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90.60%，家庭年收入低于10 000元的占到62.40%，农牧民人均收入3 082元。根据2009年甘南统计年鉴，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除临潭藏族人口比例较低外，玛曲、碌曲、夏河、合作、卓尼藏族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88%、80%、79.3%、54%、76%，青壮年文盲率为6%，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 527元，与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可见，虽然样本数量较少，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表1 解释变量属性及定义
Tab.1 The attributes and defini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Tab.2 The basic circumstance of the respondents
3.2 农牧民对退牧还草政策的认知
调查结果显示，有1.94%的被访者表示对退牧还草政策相当熟悉，有87.38%的被访者只是听说过退牧还草工程，但了解不多，还有10.68%的农牧民完全不了解退牧还草政策。对于造成退牧还草认知水平偏低的原因（选项不唯一），64.29%的农牧民认为主要是一些乡镇地处偏远，没有条件通过各种媒介了解相关政策，信息闭塞；其次，有58.93%的农牧民认为是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方式单一所致；还有30.36%认为是由于牧民居住分散，同其他人交流的机会很少；另外，3.57%的农户认为有其它原因。
3.3 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愿意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受访户占样本总数的67.52%，进一步调查发现，不愿因参与是因为：37.08%的农户认为放牧收入高，担心参与生态补偿会影响收入；29.21%的农牧民不愿意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23.6%担心政府执行力度不够或政策变化；8.99%的农牧民觉得补偿方式过于单一，不能满足其需求；还有1.12%的农户对保护生态不感兴趣而不愿意参与。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参与意愿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农区愿意参与的农户占到样本总量的79.31%，牧区为55.77%，半农半牧区为75%，介于农区和牧区之间。三者之间有差异主要是因为牧区农户对畜牧业依赖性很强，生态补偿必然要求农户减畜，在养畜技术未有明显改进的情况下，减畜必然导致收入降低；而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对畜牧业的依赖性相对较低，因此他们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更强一些。在调研中也发现，纯牧区牧民更喜欢自由散漫的生活，喜欢在草原上策马放牧，具有很深的草原情节，不是很愿意禁牧、休牧和定居，这些都是导致牧区农户参与度低的原因。
3.4 影响参与意愿的因素分析
首先进行变量的共线性诊断，经分析，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然后利用SPSS17.0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为探明对参与意愿影响显著的因子，采用后向逐步剔除策略，先将变量全部引入模型，后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直至第六步（step6），进入模型的变量均显著，因此将其作为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模型。就判错矩阵来看，模型总体的预测准确率为81.2%，Nagelkerke R2统计量为0.624，与1比较接近，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引入变量后，模型在1%水平上显著，因此认为从整体上看解释变量与LogitP之间线性关系极显著，模型设置合理。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
（1）对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是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最为显著的因素，显著性水平为1%。将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感到满意的一组作为参照组，不满意的一组使LogitP（农户愿意与不愿意参与生态补偿概率之比的对数）平均降低了3.952个单位，由发生比可知，对现行退牧换草政策持满意态度的人参与生态补偿的可能性是不满意人的52.6倍。调研中也发现，如果政府所提供的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能满足农户生活生产的要求，那么他们愿
表3 模型参数及其检验
Tab.3 Model parameters and the inspection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意禁牧和休牧；相反，若退牧后，农牧民生活状况未能改善，则会对实施生态补偿项目产生抵触情绪。
（2）退牧前后收入变化是影响参与意愿的次要因素，显著性水平为5%。以实行生态补偿政策后家庭收入提高很多的一组作为参照类，与之相比，收入降低了很多、降低了一点和增加了一点的组分别使LogitP平均降低了3.562个3.038个单位，和1.196个单位，收入提高了很多的农户生态补偿参与发生比分别是这三类的35.7倍、20.8倍和3.3倍，这说明，参与退牧还草后收入增长越多，农牧民越愿意继续参与生态工程，反之，农户越不愿意参与。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12］。在贫困地区，农户获得较高的收入就意味着具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因而收入增加越多，参与意愿越强烈。
（3）农户家庭年收入对参与意愿影的影响居第三位，在5%水平上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年收入每增加10 000元，LogitP随之平均增加0.573个单位，参与发生比扩大1.774倍。可能是因为高收入者有较强的规避风险的能力，而低收入者往往因无力增加牲畜数量导致草场有相对剩余，因而他们的参与积极性较高。
（4）牲畜存栏数对参与意愿影响显著，显著水平为5%，影响方向为负。农户拥有的牲畜数量每增加100个羊单位，就会使得LogitP平均减小0.604个单位，参与发生比将缩小0.547倍。调研发现，牛羊少的农户往往是贫困户，他们无力扩大草场经营规模，因而希望通过参与生态补偿项目使多余的草场禁牧、休牧，并取得相应补偿金，因而参与积极性高。
（5）农户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对参与意愿有正向的影响，显著性水平为5%。将认为生态补偿项目很有必要的一组作为参照，认为生态补偿没必要实施和说不准的两组参与意愿都有所降低。其中认为没必要实施的农户比参照类使LogitP平均降低了2.117个单位（未通过0.1显著性检验），对生态补偿必要性态度不明确的农户使LogitP平均降低了2.296个单位。这表明，对生态补偿的支持度越高，其参与意愿越强，态度不明确的农户参与意愿最低。
（6）农牧民的环境意识在10%水平上影响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在分析中将选择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同样重要的作为参照类，认为发展经济更重要的农户更不愿意参与生态补偿，与参照组相比，该组LogitP降低了0.752个单位（未通过0.1显著性检验），这种影响不明显。而认为保护环境比发展经济重要的一组LogitP比参照组降低了1.893（未通过0.1显著性检验），因而环境意识对参与意愿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7）对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是农户参与其中的基础条件，它也在10%水平上影响参与意愿。相对于了解生态补偿的农户来说，不了解生态补偿的人更愿意参与。这可能是受从众心理的影响，这类农户的参与意愿可能是非理性的。
（8）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受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草场面积、收入构成的影响不显著，受访者个体特征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不大。
4 讨 论
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因素是多样化的，但最为重要的因子有三个，分别是农户对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收入及牲畜存栏数。
4.1 满意度与参与意愿
研究显示，对已执行的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是影响参与意愿的最显著因子。大量研究表明前期体验的满意度对后续行为有重大的影响［11］。实地调研也显示，对先期补偿政策满意的农户中有95.83%愿意继续参与未来的生态补偿项目。这主要是因为农牧民作为经济理性人，当补助金额不低于其生产的机会成本，补偿方式能促进农牧民自身的发展时，农户会感受到了退牧还草带给他们切实的利益，就会积极的响应生态补偿政策。如果不能满足农户追求现实利益的生产目标，则会抵触生态补偿项目［12］。在调查中，大部分农户也反映当前的补偿金额和补偿方式还不能满足其需求，需要政府加大补偿力度，调整补偿方式。
4.2 收入与参与意愿
本研究表明，随着农户的收入的增加，农户的参与意愿提高，也有许多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12-15］，而李芬等人研究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参与度下降，主要原因是富裕户认为补偿水平相对于其收入来说较低［5］。从统计结果看，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收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大体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年收入低于5 000元和高于45 000元的农户中，分别有79%和92%愿意参与生态补偿，而年收入介于5 000到45 000元之间的农户只有56%愿意参与。进一步分析，年收入低于5 000元的农户中，有62%的家庭牲畜存栏数少于100羊单位，而年收入大于45 000元的农户中，有82%的家庭拥有的牲畜数量低于400羊单位，这说明大部分对草场的依赖度不高，并且高收入者有较强的规避风险的能力，因而参与度高。而低收入者往往因无力增加牲畜数量导致草场有相对剩余，因而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也较高；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人参与意愿偏低，可能这部分人对当前生活较为满足，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他们的收入有限，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因而参与积极性较低。
4.3 牲畜存栏数与参与意愿
本研究显示，农户拥有的牲畜数量与参与意愿呈现负相关，牲畜数量在100羊单位以下的农牧民中，有72.31%愿意参与，随着牲畜存栏数增加，愿意参与的农户逐步减少，牲畜数量在700羊单位以上的农牧民仅有33.33%愿意参与。对长期以来从事游牧生产的民族而言，农户家里的牲畜规模是农户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衡量富裕程度的标准，更体现着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游牧民族同畜群及草原之间建立起的深厚感情［16］。让牧民参与生态补偿项目，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必然要求牧民减畜，这与农牧民传统的财富观相冲突，因而牧民拥有的牲畜数量越多，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积极性越低。
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不仅影响着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更影响着项目的可持续性。通过研究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得出以下结论：
（1）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10.68%的农牧民对退牧还草等生态补偿项目完全不了解。
（2）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强于牧区。
（3）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显著的因子有七个：农户对生态补偿现行满意度、家庭年收入、对生态补偿的支持度、收入变化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牲畜数量、环境意识和农户对生态补偿项目的了解程度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为负方向。
5.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意愿，促进生态补偿项目顺利推进。
（1）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对生态补偿的认知水平偏低，因而有必要在甘南进一步进行生态补偿项目宣传，尤其是注重偏远地区的宣传工作，提高农户对生态补偿的认知水平和环境意识。
（2）由于农户对当前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极大地影响着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因而要不断完善当前的退牧还草政策，根据农户需求调整补偿方式。在以政府作为补偿主体的前提下，以市场补偿作为必要的补充，提高补偿力度，提高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对生态工程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
（3）收入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应扬长避短，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等手段，使当地生态环境良性地参与到经济发展当中，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和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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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 Case of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ZHAO Xueyan LU Huiling LIU Shuang YAN Jiangping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quite an effective policy tool made to solve the world’s ecological problems. As to farmers, the main subject,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directly decides its accomplishment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in Gannan, tak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ecological service, is a limited development zone of the nation. Since 2003, ecological projects, like the returning grazing land to grassland project, have been carryied out. Based on such a setting,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binary logistic model analysis, at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In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the little knowledg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abou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ojects mainly lies in the limitation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inadequate publicity of the government. 2) Influenced by the mode of production, farmers in the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are much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than those in semiagricultural and semipastoral areas and in pure pastoral areas. 3) What affects farmers’ willingness most in the area is the level of farmers’ satisfaction to the current policy of returning grazing land to grassland. Next is the family’s yearly income, livestock quantity, the improvement of income after the recovery policy, and the supportive degree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the third is farmers’ cogni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n account of all the above, further measures on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famer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re put forward, trying to provid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Yellow River water supply area of Ganna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of farmer household; binary logistic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