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之理念―有关罗马\意大利及古代世界的城市形态人类学》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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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大利 罗马 城市 形态 人类学
摘要：本文作者通过阅读《城之理念―有关罗马、意大利及古代世界的城市形态人类学》这本书，关于城市发展和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的讨论和思考
在最初浏览了由刘东洋老师翻译、约瑟夫・里克沃特原著的《城之理念―有关罗马、意大利及古代世界的城市形态人类学》后，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吃力的读物。一方面，书中的大部分篇章讲述的都是迷信色彩浓重，类似于神话故事般遥远的事情；另一方面，这本书题目中的四个字“城市形态”在书的内容中是相当隐性的，或者说这里的城市形态和今天所讲的现代城市规划或者城市设计中的由路网构成、建筑和场地填充的城市形态是截然不同的。
在耐心的通读完全文后，我终于意识到阐释这种不同正是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由于原书进行过再版，我便从最初版本的前言看起，作者在书中第三十三页写到：“对于今天的规划师们来说，认为城市应该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格局，就像古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简直太过遥远和无聊。今天，倘若我们真的把某种事物看成是‘象征性’的，那它就会被理解成为只具有‘象征性’而没有其他属性。”在这里，作者还是很谦虚的，没有直接对当时的规划理论提出批评。同时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古代的城市是具有象征性格局的；第二，这种象征性的含义并不是表面化的。而从正文中的种种示例可以看到，这种象征性是和古人的生活及其信仰息息相关的。
在三十年后的再版前言中，作者更有信心得明确说出了这本书的现实意义：“这本书或许会成为建筑师们的备忘录，以提醒他们关注那些似乎已被遗忘了的东西，即城市不只是对生产、市场、交通和卫生问题的一种理性解决的答案―或者是对某些物质性和市场性动力的自动反应―还应该铭记人们的希望与恐惧。”（p6）“希望与恐惧”在这里未免是一种比喻，作者的意思更确切的讲是指人们对城市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让古人和今人看待城市的态度有巨大的差异。
在正文中，作者首先给这种信仰一个比较明确的含义，即“但是在古代，一切事物在意味着自身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它事物，这样的认识具有普遍性和基础性：曾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具体到城镇规划一项，古时的城镇格局是要遵从某种模式的，并且有着详细礼典(ceremonial)的约束，而礼典中的行动和词语则构成了这种概念性模式。”（p37）我理解即为古代人认为各种事物之间是由某种神秘的力量联系的，理所当然的，这种力量也施加在了城镇规划上。出于对这种神秘力量的惧怕或者说尊敬，古人依从这种力量来规划住所。而从书中的第一部分到第六部分则正是在描述和探讨崇拜这种神秘力量的典礼。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作为概念性的介绍和引言，文中用考证和史料甚至了读者的一般观念，比如书中第四十一页写到：“古人一直是用神秘和仪式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和卫生因素的。”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写到“如何选址，医学性观点不足为证”，“尚无充分的资料能够让我们建构起有关城市选址原则的任何一种广义上的城市规划理论。考古学的证据也不会证明到底是哪些里路怒被用到了实践上面”，“过去那些理论家们对城市基地选址的建议只是一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认真的套话（pious gloss）”（p52），这其中批判了现代人对古代城镇规划的臆想，而到底古代人是以什么为依据进行规划的呢?作者随后总结到：“如果最近对柏拉图城市论（Platonic urbanism）的解读是正确的话，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只有在城市和宇宙生成结构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关系―而不是其它方式，人们才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得神意的保护。”而随后对选址、奠基等典礼的记叙则表明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那些能够召唤一种传奇过去的城市纪念物，好让市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城市的地貌与最初建立城市秩序的仪式之间的联系。”（p76）也就是说这种神秘力量其实代表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作者承认他的研究与习惯上人们对罗马城镇和规划的叙述是相冲突的。而从第三到第五部分，作者便用更多的研究结果及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这些史料多集中在一下几个方面：基地的测绘与丈量，以及这些行为中使用的工具；寻找世界中心的愿望（或者制定一个世界中心）；各种与城市相关的祭祀活动和使用的牺牲。其中第三部分“方与十字”着重探讨了正交规划的渊源，与我所接触的教科书不同的是，作者指出“正交规划出现在任何一种土地权限体系出现的初期，出现在测绘基本形式成形的地方。”(p82)，而希柏达摩斯并不是正交规划的发明人，但“希柏达摩斯式的城市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根据居民的阶层（武士、农民、匠人）以及土地使用权限（神公田、私田）所进行的分区。”（p96）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用更多的例子说明了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城市所具有的活跃而且恢弘的复杂性。书中第一百八十一页的例子最令我感兴趣，在对巴西马托・格洛索(Mato Grosso)的博洛洛人（Bororo）进行“文明”的侵入时，“传教士们发现接触他们惟一的办法是说服他们离开传统的村庄，去住到行列式矩形房子的新村里。这就完全破坏了博洛洛人原本与村庄格局有着紧密关系的复杂社会体系，这样的体系是无法在移植后的环境中存活下来的。”这说明了土著人的生活习俗和居住环境已经密不可分，是作者观点的鲜明例证。生活的习俗怎样决定城镇的形态，而翻过来城镇的形态又怎样旷日持久的影响生活是作者认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宝贵财富。
在第六部分“城市作为可以医治的疾病：意识与歇斯底里”的一开始，作者首先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会“倡导人们要漠视自己身边的环境。”，“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城市居民的弗洛伊德却从来没有想到城市的格局（urban pattern）应该具有一种连续性，即便是他在非常喜欢的巴黎，他也没有认识到城市形态连续性的价值。对他而言，雅典卫城的伟大在于其琥珀色的圆柱和他们的联想价值。”（p198）而随后提及对豪斯曼改造巴黎计划的评价，作者认识这是一种割裂城市历史关系的做法，他写到：“城市仅仅成了典故的编织体，进而成为完成个人发展或是行使责任的障碍。”，“弗朗索瓦丝・萧（Francoise Choay）写到：‘城市的聚合体最终被改造成为一种生产和消费的高效工具，’……用豪斯曼自己的话来说，‘……对他们来说，巴黎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一个巨大的生产空间、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p199）这些话回应了作者在前言中对当代规划的批判，同时作者认为现代城市为了能让人们追求财富、责任和梦想，是可以改善城市内部货物及人员的流通条件，这是满足人类“力比多”的合理要求；但在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形态中遗传下来的高度复杂的宇宙观和社会条件是很容易被遗忘。其实这一部分作者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本书与之（弗洛伊德的观点―笔者注）相反：致力于显示作为一种整体性储忆符号的城镇或者说作为一种结构化的象征复合体的城镇。在这样性质的城镇中，城市的市民通过各种各样的身体活动比如游行、季节性节日、祭祀把自身和自己的城镇、城镇的历史和奠基者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环境的归属感使得这个人的情感宣泄可以通过‘合适的符号：……言语和行动’来完成。”（p198）
作者在第一到第五部分描绘了古代人，尤其是古罗马人是怎样规划城镇的，他们是怎样通过各种祭祀、仪式认识城市的边界、中心、方位的，这样形成的城市是和居民的行为息息相关的，第六部分更明确的指出居民的身体活动应该能同所在的城镇联系起来。我认为，在“科学”大行其道的今天，作者举出的这些由宗教甚至迷信引导的“规划方法”鲜有实际的指导的意义，但在这些做法的背后，是古人试图建立人和城市密切关系的愿望，书中的很多例子也证明了这种关系确实存在。而当代规划缺少的就是对人日常生活的关心，引发我对城市和人之间生活关系的思考，理想的城市是应该和习俗紧密联系的，这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