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恩美对东方主义的构建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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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谭恩美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美籍华裔作家之一，她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较为典型的东方主义元素，她以华裔女性的视角和双重文化身份夸大了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时又表达了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的愿望，在一定程度解构了东方主义。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1006205
收稿日期：2012-01-18
作者简介：安徽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AHSKF07-08D67）资助
作者简介：刘冰 （1966-）,女 ，江苏南京人，讲师，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谭恩美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因作品中流露的东方主义色彩，使她招致了不少批评；但同时她又表现出渴望消除文化对抗、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望，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了反东方主义元素。
一、谭恩美小说中的东方主义元素
谭恩美的小说在客观上迎合了主流读者对于“东方”的审美期待，即按照西方人的口味来包装出一个给西方人看的东方，就像萨义德在他富有争议的名著《东方学》［1］ 中表达并宣扬的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以及东方对西方的迎合。
（一）东方主义元素一：神秘的东方与落后的东方
谭恩美小说中的“东方”意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谭恩美是营造氛围的高手,她利用“阴阳”、“风水”“五行”、“八字”、“阴曹地府”乃至“书法”这些在西方人眼里有东方神秘色彩的华夏文化词语，把读者从神秘色彩的氛围中，引渡到中国大地。
例如，在《喜福会》中，吴精美的妈妈向来以“五行”的缺损来衡量周围的人，她说“火”太盛,则脾气大,“木”少了的人,就不大会有主见,“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这种习惯于进行经验性的类比，充分体现出“五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当然，这一套神秘理论让吴精美颇感迷惑不解，并因此归结为“只不过是中国迷信”。 还有在《喜福会》中，龚琳达婚后一直没有怀孕，婆婆深感不满，她把媒婆叫了来,媒婆细细地核算了龚的生辰八字后，又问了龚的“五行”，最后认为琳达本来五行缺金，但是在结婚时她婆婆给了她金饰，这一来，她五行俱全了，就不能怀孕了，因为只有“五行缺一的女人才会生孩”。“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常用于哲学、中医学和占卜方面，认为大自然由金、木、水、火、土这五个要素构成,随着“五行”的盛衰产生变化，影响到人的命运，“五行”在现代西方人看来显然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不足造成的， 是不科学的，是愚昧的表现。同样在《喜福会》中，有个叫映映的女人，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预兆，她要求居所“藏风聚气”，“阴阳平衡”，不得“水火相克”。她说，“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都冲回去了、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 “厨房直对着卫生间，因此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切，正好被马桶水箱冲走”［2］5。这些言辞足以让西方人莫名其妙，在注重独立和理性的西方人看来，，稍有些理性和常识的人绝不会有此类奇谈怪论。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成功塑造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女性——许安梅的母亲，许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为了履行孝道，用小刀割下胳膊上的肉，熬药给外婆喝，“割肉疗亲”在汉语语境中已经具有相当的震撼力，置于西方人眼中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了，这种愚昧的方式当然不能挽留住亲人的生命。后来那个饱受的许母选择在小年夜自杀，认为那样可以化为厉鬼。许母采取这种极端的反抗手段——生前做不到的事寄希望于死后的冤魂前去复仇——在西方人看来是可笑的，是东方落后、愚昧的再次表现。在《接骨师之女》［3］72中“宝姨”生前不守规矩，死后被打入阴朝地府，变成无家可归的幽魂，书中多次提到了“托梦”、“沙盘”、“咒语”、“书法”等通灵情节，在西方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兴趣。
《灵感女孩》［4］里有一对同父异母的姐妹，中国姐姐邝和美国妹妹奥利维亚，她俩同睡一屋时，邝会讲一些怪异离奇的死人的故事，因为邝能够看到死去的人，并与死人交流。谈论鬼魂并与之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小说中对“自我”和“他者”的分析，小说详述了中国的“阴眼”、“鬼魂”、“转世”之说，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异域风情，人与鬼在另一维度中勾画出一块想象空间展开叙事。
在《沉没之鱼》 ［5］中，陈璧璧却在出发之前离奇死亡，旅途依旧展开，而陈化成魂魄跟随着他们，一路上他们在东西文化的激荡下，经历了各种离奇的事件。谭恩美采用了一个古老的模式，陈是充满诡异的古怪叙述者，时而一筹莫展，时而又无所不能，她像神一样先知先觉，小说中每一个人物内心的想法都无法逃脱她的眼睛耳朵。
谭恩美以特殊背景及双重文化影响的创作所呈现的东方文化的神秘性、离奇性也是其畅销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迎合了美国主流意识对中国的印象:东方人不讲科学、迷信、非理性，无意中向西方世界强化了“东方主义”的神秘性，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感，正是在这种心理的制约下,西方人总是以外来者的姿态接近东方,他们对东方文明的兴趣仅仅停留在猎奇上。
（二）东方主义元素二：东方女性情调
旗袍具有中国女性服饰文化的象征含意，窄身、修长，两侧开衩，尽显中国女性的优美体态，所以“在1949年……父母带着只旧皮箱离开中国，内里只是满满一箱的旗袍。”［7］1穿旗袍的女人尤其懂得彰显自己的东方味道：“她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衩……赫然醒目。”［2］110 高开衩似乎为谭恩美所乐道：吴精美整理妈妈的遗物中“……发现几件旧的绸旗袍，那种边上镶滚条，两边开高衩的。”［2］164旗袍是东方的，穿旗袍的女人也是东方的，但旗袍的神话则是建立在西方视角中的想象的性感东方，谭恩美的笔下的旗袍无论是“硬邦邦立领”或“前胸绣着的花卉”，或“紧紧袍裹着”的身体、或“缎子”的质地、还有为服孝而“嵌着的白镶边”，都极大地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兴趣，旗袍透过一条若隐若现的缝隙，女人的身体呼之欲出，那高开衩仿佛是一个含义鲜明的提示符号，将服饰艺术推到了的高度，旗袍更像是一种性暗示，它让女人的体态和曲线充分显示出来，除了彰显女性的风姿之外，却总也透露着些许欲望。旗袍是双重审美观下的混和产物，既符合中国传统服饰习俗,又迎合了西方人的审美心理，成了拥有女性气质的一种东方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