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丁画”二十年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陈文丁画”二十年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有意思，我画”

1981年，新华社开办《望》，1984年筹备改为周刊，我负责文化编辑室。改周刊，吃稿量一下子大了。文化版想办副刊，我请教经验丰富的吴祖光先生。吴先生说：“办副刊没别的窍儿，就是人头熟。”人头熟才约得上稿来，才知道谁能够写什么样的稿子：谁能写急就章，谁慢工出细活儿。

除了联络作者，我也想自己动手准备一点填空的稿子，用来调剂版面。篇幅不能太长，版式要活跃一点。于是想到用文言体写些寓言。我喜欢读笔记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都翻过几次的，就借用这种比较浅近的文言写了十几则寓言。

光有文字不免单调，怎样能够更活跃一些呢？我想找华君武先生作画配图。华先生看后觉得很有意思，可觉得自己做不了。“你看我画的漫画都是现代的。衣服、用具，这些都不用去找资料。你是用文言写的，是古代的，画人物、衣服、器具，都要去找资料。我现在岁数大了，找资料比较困难。”他给我推荐了两位：丁聪和缪印堂。缪先生我不太熟悉，但我从小就看丁聪的漫画和插图。华先生介绍我去找丁聪先生。

拿着华君武的信，找到丁先生。看完那十几篇寓言，丁先生说：“有意思，我画。”由此开始我们二十多年的合作，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他长我二十多岁，却愿意同后生晚辈合作，直到去世，这恐怕是一般人难有的机缘。后来华先生还开玩笑说：“你们两人还没谢媒呢！”

“放心，总归画得出来的”

当时在《望》我还做不得主，稿子由分管的副总审。送审后，隔了一两周还没有回音，估计他有点为难――虽然已经够温婉了，毕竟是讽刺当下的。但他不好驳我的面子，所以 “留中不发”。过了几天，我替他解围说：“要是不好办，就还给我，还有报刊问我要呢。”他如释重负地还给我了。其实那时我根本没给别的报刊看过。

后来，《新观察》、《学习与研究》、北京的《支部生活》、上海的《方法》都要，我就各发几则。渐渐地，要稿的地方多起来，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1990年，《读书》的编辑赵丽雅（扬之水）骑一辆男车来找我，开门见山地说：“我觉得你跟丁先生合作的新百喻，给我们《读书》最合适。给你开一个专栏吧！”我说：“行！”就这样同《读书》结缘，直到丁先生去世，专栏还在继续，图则由已经八十多岁的黄永厚先生来作了。

沈昌文告诉我，吕叔湘先生看到了，说《读书》就该登这种稿子。有一次遇见王蒙，他问：“你怎么能用文言写作？是家学？”我说：“我那就是照猫画虎。”王蒙说：“照猫画虎，也得看好多猫才成。”我说：“猫是看了点的。”

有时候在《望》忙昏头，到快发稿时才想起还没写，赶紧写完交给丁先生，说：“丁先生，这回可麻烦你了，时间太短。”电话那头丁先生总是不紧不慢地答道：“放心，总归画得出来的。”他总是那么体谅。现在同黄先生合作，也得到这种体谅。我的写作生涯中，总是福星高照。

萧乾先生问我：“你跟丁聪合作那么多年，你们俩吵过架没有？”我说：“没有”。“二十多年没有争论过？”我说：“没有呀，合作挺好。”萧先生说：“不容易！”大概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相互合作难以持久，但我总是遇上好老头儿。丁先生从不发脾气，有时候我着急了，他还回过头来安慰我。

当我们合作的全部作品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印出来时，年事已高的丁先生脑子已经受损。我把书送去，他说：“这个画家画得蛮好。”丁太太跟他开玩笑：“那么你向他学啊！”丁先生说：“不行，太老了，学不了了。”但有件事令我欣慰。在丁先生虽已不能作画，但还能写字的时候，我请他把那几本书的书名一起写了。这套“陈文丁画”的合集，题签都是丁先生的手迹。

陈文黄画“接力棒”

《读书》换了几任主编，封二的专栏始终未变。到丁先生不能作画的时候，我想专栏也该停止了。但接任主编的吴彬却希望尽量保留一点老《读书》的风格，让我接着写，画家由我找。在我同丁先生合作的同时，还同画家黄永厚先生合作另外的系列，一个是《聊斋索图》，借《聊斋》说事儿；一个是《错读儒林》，借《儒林外史》抒愤懑；还有《世说新语》系列。与黄先生合作差不多也二十年。我给黄先生说，黄先生乐了：“好嘛，你开头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合作，现在七十多岁的老头都九十多了，去世了，你又找一八十岁的老头来搭档。”

黄先生是国画家，丁先生是漫画家和插图画家。丁先生是以线条勾勒为主，黄先生的画则是国画。合作方式也有些不同：我写了文字以后，黄先生再画，就叫“画说”；若是黄先生灵感泉涌先有画过来，我再写文章，就是“说画”――这就是后来《画说・说画》的由来。

希望这些批评文字速朽

那时候我白天在《望》上班，晚上写作。一家六口，一间半房，床前有一个台缝纫机，晚上不做针线的时候，缝纫机的面板就是我的书桌，就这么写，还挺快乐。

起书名的时候，想化用佛经里的《百喻经》，但是不要“经”字，一叫“经”就把脸板得难受了，就叫《绘图新百喻》吧！有次在泉州开元寺的法物流通处居然看到了《绘图新百喻》，令我忍俊不禁。《绘图新百喻》怎么进了法物流通处？大概和尚们知道有部《百喻经》，也没有仔细看，便以为《绘图新百喻》就是《百喻经》吧！于是，我那些小故事也就享受了一把佛经党的待遇。

武汉有个读者写信到《读书》，说他到新华书店去找《绘图新百喻》，找不到，最后居然在少年儿童图书里找到了。他说：“这本书怎么能够放到少年儿童类书里面呢？我觉得应该由省里面发文件，干部人手一册。”他的好心我心领，但这个建议大约是永远不会被接受的。倒是一位领导很明白。当我的书印出来后，出版社要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一些大人物。那位领导制止道：“他这是批评那些人的，你还拿去当礼物？”此事遂作罢。

鲁迅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有人以为这并非他的本意。我倒觉得鲁迅说的是真心话。我的这些批判文字，虽然未必深刻，但我却希望它是速朽的，尽快失去存在的价值。一种批判性的文字，只有它所批判的现象不再存在，才能失去存在的理由。写批评文字的目的，不就在此吗？

（本刊记者根据陈四益先生的访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