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以来《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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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树生是巴金四十年代小说《寒夜》中的女性人物，自一九八七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曾树生形象的研究层出不穷，且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可谓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它们都以其相当的理由占据一席之地。这里对一九八七年以来曾树生形象研究中所形成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堕落的旧派女性形象、背叛的新生形象、彷徨矛盾复杂的两难选择者形象、贤妻良母形象、悲剧命运者形象等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介绍。
关键词：《寒夜》 曾树生形象 研究
《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无疑是巴金小说创作中写的最为成功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以独具个性的特征日渐凸现出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女性形象。自一九八七年以来，对《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本文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学说进行梳理介绍。
一、“五四”新女性形象
“五四”时代，是一个古典主义崩溃、浪漫主义和人权运动新生的时代，它使几千年封建的等级观念、宗法制度和愚昧、保守、落后的传统思想被打乱。随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新型人物，尤其是在女性方面。曾树生形象正是“五四”新女性形象的丰富和发展。有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但是他们对新女性的定义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上世纪九十年代，吴锦濂就发表文章指出曾树生不愿艰苦奋斗，一味寻求个人出路，是“多棱多角、有所追求却一无所获的‘新女性’”[1]。夏群英则认为，曾树生具有独立的见解，自己的主张，自爱自强，勇于追求自由和幸福，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意识的女性”[2]。天津大学学报编辑部所静也评价曾树生形象是“‘五四’新女性形象的丰富和发展”[3]。
进入新世纪，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如雨后春笋般涌了出来。韩金林、方春一致称赞曾树生是受“五四”新思想深刻影响的“充满生命活力、有着个性追求的新女性”[4]。她不会妥协于传统道德，相反的，她在为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求索。黄喜平、徐德武明确指出，曾树生摆脱了传统女性的限制，进入到一个广阔的现代社会之中，有相当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追求现代性的生活和现世的幸福，“是‘五四’精神鲜明而坚定的秉承者，是一个充满着现代精神的现代女性。”[5]刘麦霞也对曾树生形象给予肯定，认为她赢得了对于女性来说十分重要的生存权、经济权、自由权，并且具有独立的社交活动，具备了独立的人格意识，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6]。苏树杰在这一点上与刘麦霞的态度一致，认为曾树生“是一位在‘五四’个性解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7]。章琼则独辟蹊径，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注意到曾树生的心理变化，称她心理斗争的过程正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认为她的这种表现正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8]。佟博从婆媳矛盾入手，在文中指出曾树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9]，反封建的意识很坚决。无独有偶，鲁慧亦从婆媳矛盾谈起，认为曾树生“身上处处闪现着‘五四’以来新时期女性追求自由独立、敢于同封建礼教和男权文化进行不屈抗争的光芒”[10]。以曾树生最终选择离开的视角，林威娜认为曾树生的闪光点在于她是一个“新时代知识女性”[11]的代表，有追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和勇敢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易丽华从追求爱情的角度评价曾树生是“‘五四’以后自我意识觉醒了的、追求个性解放特别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女性”[12]。赵丽丽也称赞曾树生作为有激情、有理解的知识女性，已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开始为她的梦想奔走呼告，这一形象是“‘五四’新女性形象的丰富和发展”[13]。
二、堕落的旧派女性形象
在有大批学者肯定曾树生的同时，也有一些否定的声音时时出现，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朱庆才就撰文指出，“曾树生在政治上不满现实而又有堕落行为，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而又随波逐流”。她巧取“荣华富贵”，甚至与陈主任做出“囤积居奇”的生意来，她的表现“无疑是一种堕落”。而且，当她的丈夫行将就木之际，她竟狠心宣布与丈夫脱离夫妻关系，而对陈主任的求爱既拒绝又想抓住，揭示出“她自私及随波逐流的性格”[14]。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在李景华看来，曾树生“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因为她终究未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仍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男人为其人生支撑，始终也没有走出传统的男权价值观念体系，有走向“堕落”的可能。她时时作着妥协与忍耐，尽管她飞出了被禁锢的笼子，但是她的翅膀已经麻痹，已离不开男人的支撑，在她心灵深处，依然对丈夫有着深深的依恋，她虽不敢正视，却只能作以色相取悦于男人的古老职业。因此，“从根本上说，她没有获得她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幸福，是一个想挣脱而未挣脱恰又依附男性的具有抗争意识的旧派女性。”[15]
三、背叛的新生形象
上世纪末，这种观点开始凸现出来。闫秀文从作为“本体意义”上的女人的角度，认为曾树生形象的魅力就在于她走出家庭的矛盾、痛苦与自责和她走出家庭的勇气、决然与坚定，在于她敢于向灰色无生气的家庭提出质疑，大胆地追求生活的本意，“这正体现出曾树生是在不满与反抗中寻求自身的解放”，“是一种背叛的新生”[16]。黄丽也从这一角度阐释了曾树生的离家出走，称“曾树生的这种勇气与执拗就不仅仅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是生活本意上发现了自我的存在意义和终极追求”[17]，并在此基础上走向新生。
近十年来，这一观点继续发展。韩金林、方春认为，“巴金的《寒夜》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则阐明这么一个主题——新女性有着新思想、新追求，她必须对传统道德、家庭和社会的恶劣环境进行斗争、决裂和背叛。”[18]依他们看来，在作者的笔下，她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武器是“出走”，只有这样才能从传统道德和封建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寻求个性解放，争得自由和幸福。
四、彷徨、矛盾、复杂的两难选择者形象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强调曾树生形象的复杂性，认为曾树生是一个多角色人物，任何简单的结论都忽视了人本身的复杂性特征，是不足取的。赞同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吴锦濂就围绕着曾树生三次离家出走所面对的“走与留”问题，揭示出她“压抑、挣扎、痛苦、彷徨歧路”[19]的心理变化。夏群英评价曾树生虽然觉醒了，但是她的觉醒是有限的，偏狭的，她时常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懦弱无能的丈夫、自私固执的婆婆、黑暗冷酷的现实，压在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热爱自由、力争反抗而又无力反抗、不知该向何处走的曾树生身上，使她陷于‘梦醒了而又无路可走’的痛苦之中。”[20]二十一世纪以来，傅松侧重于分析曾树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美丑并举、善恶并存’的艺术形象”[21]，在她身上，体现了勇气与懦弱、善良与自私等二重性格的和谐统一。黄喜平、徐德武从“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的两难”、“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彷徨”、“精神家园与尘世喧嚣的背离”三个方面论述了曾树生“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选择之中”[22]。王芳丽称曾树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歧路彷徨”[23]的女性，传统伦理道德约束着她，造成她的矛盾、犹豫、痛苦。苏树杰更为鲜明的指出，曾树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游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彷徨”[24]，最终在这三重困境中越陷越深，无法突围。冯宪华、彭相文则表示树生的苦恼，恰恰在于她所接受的新教育观点与传统刻板印象的冲突，这也使得她不自觉地成为那个时代“传统观念与新思想内在冲突的夹缝中人”[25]。佟博也在文章中说曾树生具有“复杂、矛盾、丰富的独特个性”[26]。于红娜指出，“曾树生是一位集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个性解放相融合的人物。时代让她有了解放的思想，却没为她提供解放的方式。这就让曾树生这个有着传统思想的东方新女性倍感矛盾。”[27]李志瑾则着眼于曾树生的生存环境与心理状态，认为她“从始至终在一种两难的选择之中，难舍难分”[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