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词:用“别是一体”解“别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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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宋词坛，姜夔所开创的风雅词继承了宋词柔媚婉转的特色，注重词律，保持了词作音乐的完整性。同时借鉴豪放派的风格，将抒发文人情怀注入词的表现内容之中，完成了对豪放和婉约的融合，并使词进一步风雅化。这种词风的形成，与南宋的社会状况、文人的布衣化倾向及有关。
关键词：姜夔；风雅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62－02
究竟何为词家正宗，千百年来莫衷一是。李清照的“别是一家”理论为词划出一系列明确的规范。但是，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文体，词在宋朝其实有自己的发展脉络：一方面遵循词的传统理论而使她越发细腻精致，代表人物即李易安周邦彦等；另一方面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使她越发肆意，代表人物即把词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的坡及辛弃疾。这种发展，在南北宋之交动荡不安的政治时局的冲击下，至南宋末，就更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一、白石词的风格
至南宋中期，社会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南渡之后，小朝廷偏安一隅，朝廷激愤慷慨的情绪逐渐平息，社会各阶级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使这种原本即为满足“娱宾遣兴”之需的文体本体，在此间更加绮靡，显然不是许多心忧国家的有识之士可以心安接受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诞生了词史上的一位大家：姜夔。他的词既继承了周邦彦的精致柔美，却没有周邦彦的俗丽，开清空一派，成为有别于婉约、豪放的“别是一家”，开创了“风雅词风”。笔者认为：说白石的“风雅词”是宋词的最终融合也并不为过，在某种程度上，他回答了李清照所谓的“别是一家”，也证明了保持词的音乐的完整性与抒发词人的内心的文人情怀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
首先，白石词虽学自美成，却与美成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柴进《凉州鼓吹自序》云： ”词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间。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当别数家也。大抵词以 隽永秀婉为上，组织涂泽次之，呼嗥叫嚣抑末也。唯白石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殆与古“西河”、“桂枝香“同风致，视青楼红窗曲万万矣。”
显然，柴进认为白石词与以周邦彦为代表的词已有了根本的区别，将白石视为新一代词风的开拓者。柴进之后，张炎在其著作《词源》中进一步肯定了白石对词的贡献。《词源》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味。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此清空质实之说。”
张炎所提出的姜词“清空”、“古雅峭拔”的风格正是姜词在后世备受推崇的原因。他首创了一个以“清冷”、“古雅”为主要特色的词风，并在其后的岁月中不断有追随者。清人朱彝尊对此进行了描述：“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蒋捷、王孙、张炎、周密、陈允平、杨基，皆具夔之一体。”
这样，宋词史上的第三个风格团体形成，并且在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白石词自成一派的原因
词在宋朝已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从表现集体的审美趣味到表现个人的真实情感，从闺阁到广大世界，从小令到长调，词在不断的丰富着。但是，词的发展始终面临着是跟李走还是跟苏走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姜夔的高超的音乐素养让他可以避开这样的两难选择。他自度了许多曲子，用雅乐代替了原来的俗乐。他以古乐府为例，如依《九歌》做《越九歌》并做琴曲，作品的内容以“震撼人心、永念宗德”为宗旨，充满了清雅之气，艺术品位与那些在宴饮上共歌女歌唱的曲调完全不同。客观上曲调风格的改善容许他在坚持音律规范精美的基础上抒发自身的黍离之感、兴亡之叹、身世之悲，成为他站在传统词的规范的基础上融合各家长处的基础，却并不失词作为一种音乐文体的特色。
同样，当时的社会在客观上不容许姜夔成为第二个周邦彦，而朝着苏轼的抒发文人的情怀的方向发展。我们发现，姜白石与他的追随者都在词中蕴含了相当的文人对生活的感悟。这也是他的词被称为“雅”的一个方面，即词内容雅致。咏物词，体物工细，描写爱情的词，充满了痛苦的相思，充满了诗性。
这些特点的形成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原因。当时的南宋小朝廷早已失去了重拾山河的豪情壮志，词人不论对民族的命运，还是对个人的前途，大都充满了失望和绝望。但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依然扎根在他们的心底深处。这种无奈、绝望的心境，使他们对国事的愤慨已经变成了一声叹息。他们既要求词能够承担起唤醒民众的责任，又深深明白这种意愿的徒劳。故而，他们一方面不愿词回到原本只是作为花间宴集酬唱相合的小道，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辛弃疾式的慷慨激昂的呼号和热情，从而将词从对外在的社会的关怀带向了对心灵世界的表现和省视，在词中表现他们的痛苦和绝望，虽然，这样的感情早已是淡淡的了。
三、宋词的衰微
至姜夔，宋词“别是一家”的局限性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白石的风雅词就是站在“别是一家”的基础上的升华与丰富，融合了婉约与豪放的长处，将宋词推向了新的高潮。正如王鸣盛所说：“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琪孙放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正宗。”
应该说，这种对词的丰富，特别是站在融合的角度上的丰富，是风雅词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正如文廷式在《云起轩词序》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极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声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
这就是文学被匠气所束缚的层面而言，一种过分重视格律并为格律所束缚的文学形式终究难以逃脱衰微的命运。
但笔者认为，宋词最终的衰微更因为词至姜夔，已经失却了原先那种毫无掩饰的袒露文人士大夫内心的真性情的功能。“词”一开始就以“小道”、“艳科”自我定义，有别于正统表现士大夫形象的诗，这样，他也就能对当时的道德要求高挂起免战牌，成为表现传统道德所束缚的士大夫的真实情感的最好工具。
其实，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北宋的士大夫几乎个个在词与诗中有不一样的面貌。充分的表达了词作为一种十分随意的文学体裁所担负的表现文人真实情感的功能。而风雅词人将之拔高到表现文人清空邈远的艺术品格上，这些人性中最真实的情感的表达需要被忽略，而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诗”了。
同时，在词中注入文人的“诗情”，也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接受欣赏，就失去了原先所有的丰富的生长繁盛的土壤，最终，不得不被更为世俗的“曲”所代替。
其实，任何文学形式的盛衰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而每一个时代，必然能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声音的形式。任何一种改变都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看待风雅词对整个宋词的作用，更可以这样看待文学史上的每一次文学思潮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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