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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探月之举究竟会成为一个国际“淘汰赛”还是“接力赛”,意味着不同的道路选择。真正的开放、政治互信以及细节设计同样重要
漫漫奔月路
2007年10月24日,北京时间晚六点零五分,亿万中国人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和数千在四川省山州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观众一道,目睹了“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搭载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细雨后的天穹腾空而起。
火箭发射几乎整整24小时之后,25日晚6时左右,“嫦娥一号”完成了首次变轨,将其轨道由近地点205公里、远地点50930公里,变为近地点约600公里的绕地轨道。
据悉,首次变轨为远地点变轨,即只提高绕地轨道的近地点高度。从10月26日至31日,“嫦娥一号”还会进行三次至关重要的近地点变轨,将其远地点逐渐从目前的5万公里左右,提高到从地球向月球的转移轨道。
在经历了发射首日的星箭分离以及成功进入地球轨道、展开未来提供能量的太阳能帆板之后,对于“嫦娥一号”而言,一系列的考验也刚刚开始。
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嫦娥一号”在发射一个星期之后,才算完成“预热”,真正踏上奔月之路。
“这几次变轨,尤其是10月31日的最后一次变轨,对于整个工程的成败至关重要。如果‘枪口’没有对准靶子,怎么可能命中目标?”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有关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
之所以选择通过多次变轨,而不是直接飞向月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球引力对飞行器进行加速,从而节约其自身所携带的宝贵燃料。这也是发射深空探测器的“惯例”。因为一旦燃料耗尽,就意味着这一飞行器的寿命再也难以掌控。
不过,即使顺利通过这个关口,也远没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
在从地球到月球的漫长路途中,工作人员还必须多次调整航向,以保证月球始终处于“靶心”位置。而在接近月球时,还要经过连续三次刹车,才能把“嫦娥一号”真正稳定在距离月球表面200公里的轨道上。
截至10月26日,“嫦娥一号”的整个飞行过程一切正常。但之前累计只有半数的全世界探月成功率,仍然使得人们不敢过分乐观。
也许,只有等到了11月7日,当“嫦娥一号”真正进入了绕月轨道之后,才能对成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甚至这一时间还要推迟到11月下旬,看届时卫星能否顺利传回第一张月球图像。
从发射到进入常规工作状态,无论对于工作人员还是公众,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日本于9月14日刚刚在种子岛航天发射中心发射的“月亮女神”绕月探测器为例,一直到10月21日,日本航空宇宙开发机构(JAXA)才宣布其进入了常规的绕月观测状态运行。
而最终做出判断,也许还要再等上一年多的时间。按照设计,“嫦娥一号”将在轨工作一年;其最终的归宿,很可能要根据其实际运行情况稍后再做出取舍。
“亚洲时间”
此次“嫦娥一号”上,搭载了六套共计24件仪器,它们除了将对月球表面进行三维立体成像,还将对月球上14种元素的含量和成分以及月壤厚度等进行探测。此外,在奔月过程中,其携带的仪器还将通过对于太阳风等的测量,更多地了解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环境变化。
在中国之前,前苏联、美国、日本和欧盟先后成功发射了月球探测器。但作为中国自主走出地球的第一步,“嫦娥”探月如果能成功,仍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JPL)资深研究员、著名的华裔科学家邹哲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一旦“嫦娥一号”获得成功,对于中国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邹曾在美国发射的“星尘号”(Stardust)彗星探测器中,担任设计者和副首席科学家职务,并刚刚在今年夏天荣获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特殊科学成就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王绶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嫦娥一号”的成功,表明“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那一轮“月球竞赛”充斥着美苏“冷战”色彩,那么这一轮月球探测热潮,毫无疑问带着鲜明的“亚洲特色”。
前国际月球探测工作组主席、印度国家科学院名誉科学家班达瑞(Narendra Bhandari)对《财经》记者透露,印度首个月球探测器“月球初航一号”(Chandarayaan-1),按照计划也将于2008年4月正式发射升空。目前,班达瑞也是“月球初航一号”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到2008年夏天,围绕月球轨道运行的三个探测器,将全部来自亚洲国家。因为欧洲空间局于2003年发射的首个月球探测器“聪敏一号”(Smart-1),已经于去年结束了使命;而美国的“月球勘探者轨道探测器”(LRO),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项目委员会副主任科琳哈特曼(Colleen Hartman)表示,要等到2008年10月才能正式发射。
在班达瑞看来,今天探月热潮重来并不偶然。在对过去半个世纪的探索进行消化和吸收之后,人们已经逐渐明白探测月球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围绕这些真正的任务来精巧地设计仪器,比如研究月球的矿物成分,以及精确描绘月球表面等。如日本,在“月亮女神”上携带了两颗更小的卫星,以便更好地对月球的重力分布以及磁场进行观测;印度的“月球初航一号”也将携带一个撞击器,以观察其整个下落过程。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表示,中国发射“嫦娥一号”完全是处于科研目的。欧洲空间局(ESA)的科学项目主管索思伍德(David Southwood)也认为,由于现在全球的军事对抗远没有冷战时期那么激烈,因此,中国完全出于中国军事目的而探月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
但他同时强调,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新兴“巨人”,都希望通过这样的太空探测活动,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科技能力,并且凝聚整个国家的民族自豪感。
实际上,类似月球探测这样的太空项目,从来不像一个单纯的科学项目那么简单。从最初的“冷战”时期的军事诉求,到现在的民族和国家凝聚感的指引,都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
“到月球去是非常遥远而困难的任务,中国将其作为一个展示自己技术与实力的舞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科学院院士、夏威夷大学教授杰威特(David Jewitt)对《财经》记者补充道。
走向“大合作”
2006年夏天,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孙来燕在“第八届国际月球探测与利用”大会的开幕式上公开表示,中国的探月工程将成为一个“开放的项目”(open project)(参见《财经》2006年第16期“‘月球竞赛’重来”)。
尽管“嫦娥一号”上并未搭载任何其他国家的科学仪器,但这种国际合作已经开始了:欧空局在“聪敏一号”上的经验,已使得中国受益匪浅,尤其是在远程测控方面。对数十万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准确测控,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网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邹哲看来,国家之间必要的太空探索竞争,有利于保持整个领域必要的活跃程度。但合作的重要性,在业内人士看来远远超过各自为战的竞争。
杰威特明确指出,在一个自由市场上,当然可以推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性法则。问题在于,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比如,美国已经几乎探测过整个太阳系,但即使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也无法承担所有的工作,哪怕仅仅是实现到2018年“重返月球”目标,更不用说更加恢弘的火星计划了。
因此,美国航空航天局科学项目委员会副主任科琳哈特曼对《财经》记者表示,在今年10月访问俄罗斯期间,其局长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已经正式邀请俄罗斯这个昔日的“对手”,参与即将于明年发射的“月球勘探者轨道探测器”项目。
此外,美国还分别在日本和印度的探月计划中搭载了自己的仪器,以更全面地了解月球。
与中国、印度乃至日本相比,美国的月球计划在一个高得多的水平线上。迄今为止,除了美国,这三个国家还都没有明确的载人登月计划。中国正处在研究中的“嫦娥一号”二、三期工程,也仅仅把目标锁定为探测器着陆、月面巡视以及无人采样返回等。
不过,在索思伍德看来,这并不影响各个国家在探月上的合作。
“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目的,并不妨碍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补充道。而这个共同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月球,从而更好地认识地球、我们所处的太阳系,乃至整个浩瀚的宇宙。
2006年9月,格里芬访华期间曾表示,美国和中国在月球探测方面,还没有明确的合作计划。
在“嫦娥一号”顺利发射升空之后,美国航空航天局新闻发言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仍然强调中美之间无论是在载人登月或者无人登月方面,迄今为止都没有明确的合作计划。能否取得积极进展,这位发言人表示,“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在美国担心的一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比如如何防止太空技术扩散等。”
即使在政治互信上取得突破,国外内的航天专家在接受采访也都普遍认为,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甚至俄罗斯等,怎样建立一个可操作性的探月合作框架,在技术上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无论如何,长期而言,合作的基础仍远大于彼此的猜疑。正如印度探月计划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班达瑞所强调的:“人类不可能总在孤立中去探索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