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船大应该早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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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如何规避?巨大的社会养老压力如何来缓解?因为A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又如何应对?
穆光宗给出了答案：放开二胎。
有人力挺穆光宗，同时追随穆光宗开始审视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人反对穆光宗，认为放开二胎的观点“没有长远眼光，不负责任”。
一场计划生育政策走向的激辩由此展开。虽然穆光宗的观点基于多年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但他对自己观点的陈述依然很慎重。因为“一旦人口政策出了问题，将会给全社会乃至全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论”
“大量高风险的家庭必定会造成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穆光宗的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论提出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从1985年开始，穆光宗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后开始从事人口学研究，对人口问题、人口理论、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
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伊始，穆光宗到各地进行调研时，发现的问题让他触目惊心。
2003年元旦去甘肃酒泉调研，穆光宗发现，这里曾经有12个妇女，因为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二胎生育间隔，因大月份流产而亡，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做法也屡见不鲜。
这项政策关系到所有中国民众的幸福，但是，它给民众到底带来了什么?穆光宗痛苦的思考却没有答案。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穆光宗走访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夭亡家庭，考察这些家庭的生活状况。困难不仅仅是来自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极度悲伤而拒绝配合调查，当地一些政府因为调查内容跟基本国策相左，也派人全程“陪同”。
然而一次实地调研改变了当地政府的态度。那次，穆光宗来到四川的一个独生子女无后家庭，退伍的儿子次年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身亡，年仅22岁。那位母亲的痛苦溢于言表。面对一个深陷失子之痛的母亲，现场的“陪同”人员也无不动容。
2004年。经过多年研究的穆光宗在《人口研究》杂志上提出了著名的“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论”，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大龄独生子女家庭实质上是高风险家庭”这一观点，社会反响强烈，媒体纷纷转载。
“实行这么多年计划生育，这种风险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大量高风险的家庭必定会造成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穆光宗说。
然而，穆光宗提出二胎政策的原因不仅仅如此。
如何老有所养?
“生育两个孩子，应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穆光宗说。
在学生眼里，穆光宗博学深思而富社会责任感。做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面对学生总会强调，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必须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供养，二是精神赡养，三是生活照料。特别是精神赡养危机为穆光宗所关注。
目前，中国的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日渐凸显。
在穆光宗看来，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导致的未富先老和未备而老，特别是独子老龄化和无后老龄化所带来的“孤独终老”问题，将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社会化养老尚未完全成熟。谁来养老?这个问题摆到了成千上万的独生子女家庭面前，也摆到了独生子女入口占主体的社会面前。
“生育两个孩子，应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基于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对世界其它国家的观察和分析，穆光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有这样，独生子女家庭的才能够规避风险，巨大的社会养老压力也能缓解，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也将得到部分解决。”
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放开独生子女夫妇生二胎，穆光宗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人口问题，具有长周期性，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船大要早掉头。”穆光宗坚信这一点。
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每1000个孩子，成长到25岁之间，大概5％的人会夭折，到55岁之前，有12％的人会死亡，
CCN：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注意到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
穆光宗：2002年，我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专题调查组一起到浙江、四川等地，调查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类别和成因，准备对他们进行救助。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计划生育家庭出现孩子夭折的意外。
CCN,这种夭折的孩子占计划生育家庭的比例有多少?
穆光宗：有相关数据表明，每1000个孩子，成长到25岁之间，大概5％的人会夭折，到55岁之前，有12％的人会死亡，这是有规律性的。有学者估计，中国大陆独生子女家庭，已经有一亿四千万之多，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群体。
根据有代表性的调研相互印证，独生子女夭折家庭的比例大概在0.4％。新华社的报道说，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有上万名孩子(其中主要是学生)遇难，其中8000多个是独生子女家庭。
CCN：除了夭折的风险外，你的理论中还提到“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养老风险”等9个风险，由此判定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
穆光宗：是的。这九个方面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风险锁链，就好像生态学讲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非常大的。
应该承认，风险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独生的导向下，风险必然会被放大。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家庭的种种风险其实都会以各种途径转化为社会的风险和政府的责任。
CCN：你随后发表了著名的独生子女风险论，社会上反响很大，政府对此有什么反应?
穆光宗：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反应，但是政府对人口安全和人口风险开始重视。政府开始注意到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少生不等于独生，计划生育好不等于独生子女好。一些地方开始不再鼓励放弃政策内二胎的做法，2003年以来，各级政府开始关注独生子女伤病残亡家庭的社会救助和制度保障。
事前规避才能化解风险
“政策导向就隐含着男女不一样的信息，也是对男女不平等事实的默认，我觉得男女平等要高于国策。”
CCN：你认为怎么才能化解这种独生子女家庭风险?
穆光宗：我认为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事先规避，一是在现有政策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资源。对独生子女的家庭要有优惠政策，围绕独生子女父母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救助；优惠政策的目标始终围绕改善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二是城乡一起放开二胎，这个才是同题的根本。
第二种方式是事后补偿，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家庭，一旦孩子出现问题，实际上受打击最大的是父母的精神。所以物质补偿根本解决不了精神问题。
CCN：是这些促使你反思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
穆光宗：其实原因不仅仅如此，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谁来赡养老人?这是计划生育家庭和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反思现在的政策，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很多农村地区第一胎是女
儿的可以生育第二胎，但是第一胎是儿子的却不能再生，这种政策导向就隐含着男女不一样的信息，也是对男女不平等事实的默认。所以，我认为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要高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要用性别平等来引领人口政策的完善之路。
要尊重民意和民权
现在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违背了起码的社会公平性，可能诱发人口素质逆淘汰。
CCN：你觉得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该如何调整?
穆光宗：人口生育政策要尊重民意和民权。生育权是私权，然后才是公权。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
政府的计划生育公权应该和私权相互扶持，而不是对立。政府行使的生育公权在文明社会里只能理解为生育的服务保障权。造福于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要维护人口发展的结构安全性，坚持人口控制的底线伦理。
结构决定功能，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那么一个以独生子女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就是风险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不需要比现在更多的独生子女和风险家庭细胞。
同时也要通过适时补偿、关怀民生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建设来消除人口控制的弊端。
现在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违背了起码的社会公平性，可能诱发人口素质逆淘汰，也可能加剧性别发展不平等。
很多研究都指出：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我得到的数据是现在中国的生育率不到1.3，比世界的平均生育率要低。低生育率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我们更要关注结构性的人口问题，特别是政策性人口问题的预防和解决。
总结起来，我认为应该是“城乡对等，性别平等；适度生育，鼓励二胎；投资人口，优化人口。
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认为，最后的资源就是蕴藏在广大人口身上的脑力资源和智力资源。
CCN：你为什么说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
穆光宗：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说过，人类的最后资源就是广大人口身上的脑力资源和智力资源。13亿中国人有13亿中国脑，这些脑力资源开发出来，所谓的人口问题将逐步消解，中国的发展也因此获得很大的动力和支持。
最重要的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概念，从投资而非“成本”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树立了积极的人口观。中国人口是不能不控制的，但是仅仅控制人口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所以我说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
赋权于民 还权于民
中国需要更多结构和功能健全的“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同时需要呼吁性别公正条件下的“男女平衡”而不是“男女失调”。
CCN：你认为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穆光宗：中国需要全力推行的人本主义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只有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
我认为未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要实现风险最小化、潜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要赋权于民，投资于民，发展于民。要以人为核心。中国人口发展需要确立凸显入的全面发展主导价值取向的战略大思路，比如说，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CCN：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大吗?
穆光宗：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结构和功能健全的“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同时需要呼吁性别公正条件下的“男女平衡”而不是“男女失调”。至少生育两个孩子是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健康家庭”才较好地具备了抵御各种风险的结构性力量，风险家庭越少，社会冲突越少；健康家庭越多，社会和谐越多。可以断言的是，只有在“赋权于民、还权于民”的努力中，我们才可望规避“发展风险”。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