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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至1%。消息一出,海外舆论一片欢呼。美国政府表示欢迎,认为中国政府朝着浮动汇率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都实行固定的汇率,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设计这一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位历史人物,即英国代表凯恩斯和美国代表怀特都认为,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而要恢复世界经济重要的是促进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
20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世界进入了不稳定的汇率阶段。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金融自由化,也强迫其他国家金融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先是西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先后都采取了相似的金融自由化措施,然后亚洲和拉美国家也都走上了金融自由化之路。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就有一个“不可能三角”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独立的货币政策(利率)、固定的汇率和资本市场开放这三项中只能选两项。
如果资本市场开放,当外部利息低,而汇率又不变时,为了遏制本国的经济过热,货币当局需要提高利率来遏制泡沫,就会引起外部资本大量流入套利,抵消本国独立货币政策的效果。但是如果汇率浮动,外部资本想进来套利就要承担很大风险。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迅猛,外贸出口增长起了重要作用,而支持外贸出口的是稳定的汇率,因此也成为美欧等发达国家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的借口。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人们对美元、欧元、日元这些国际储备货币的忧虑增多。与此同时人民币逐步升值,汇率坚挺,成为周边国家与中国贸易的结算货币,加之中国政府又准备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际舆论炒作的议题。有些人甚至扬言,人民币未来一定会取代美元。
国际舆论认为,只要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全面开放,人民币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为外部持有者无法指望他们手中的人民币可以保值增值。而为了开放资本账户,中国也必须逐渐朝浮动汇率方向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未来势必还要不断扩大浮动的空间,直到全面浮动,由市场决定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
外部人士对人民币国际化也兴趣浓厚,在积极推动这一过程。据英国财政部统计,目前在全球人民币离岸交易中,伦敦已经占据26%的份额。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伦敦将自己定位为人民币离岸交易的“西方中心”。
虽然如此,但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人为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加快其国际化步伐,有可能欲速则不达。如果放弃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既定的日程而轻率地推动资本市场开放,则有可能使人民币陷入“拔苗助长”的境地。
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并不那么乐观:人口老化、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上涨,跨国企业开始把某些生产转移出中国…… 中国巨大的国际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加工贸易,如果更多的跨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出中国,中国的贸易形势就可能逆转。同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资本流出在加快,放宽人民币浮动区间后,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反而在上升。这些现象都提醒我们,放宽汇率浮动幅度有助于我们应付未来的形势,但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却可能让我们失去传统的稳定市场的工具。
其实,在开放资本账户问题上不应那么教条主义。要知道资本账户开放不是单行线,开放的大门也可以再关上。亚洲危机时,马来西亚就把已经开放的资本市场关上了,虽然遭到国际舆论的大肆抨击,但马来西亚政府却渡过了危机。印度尼西亚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劝告,没有管制国际资本,结果危机一发不可收拾,导致苏哈托政权。
同样,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瓦解后,西德政府不想让马克国际化,但因为德国马克币值稳定,在全球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马克自然成为欧洲货币的参照,成为继美元后最大的储备货币,直到完全熔入了欧元。日本政府当时很想推动日元的国际化,并设计了日元国际化的路径。但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又开放了资本账户,传统的工具基本失效,日本经历了泡沫膨胀与破裂的过程,日本经济也陷入了多年不振的局面。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也从5%下滑到3%。除去技术细节之外,日本“有心裁花花不开”、德国“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故事也许会给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