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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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了在语料库翻译学视阈下建立一种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该模式综合了语料库研究手段和传统译者风格的评价内容，并分别探索译本的T型译者风格和s型译者风格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聊斋志异》译本研究为案例，探讨了运用这一研究模式对其译者风格进行理论模式构建和案例研究规划的可能性。

关键词：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聊斋志异》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3）02-0053-0006

1 译者风格研究在中西译论中的地位

译者风格的研究在翻译学科尚属新兴领域。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对中国翻译理论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作了梳理，认为我国译论发展经历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四步系统发展。其中，无论是“案本”、“求信”式的以直译为准绳的翻译规范，或者强调“神似”、“化境”、倡导把握原作的精神和内涵为基础的意译，译者风格在中国译论的理论层面可以说是“隐身”的，因为，无论是形似还是神似，好的翻译应该在某种层面上对应于原文，原文还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译者的重要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中至少是不被重视的，尽管在实践层面上不少有代表性的译作反映了译者的创造性。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学界相继出现了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和解构学派等新兴研究领域，原文至上的观点被不同程度地瓦解和否定。其中，为译者风格研究的兴起奠定理论基础的是后殖民主义翻译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代表作《译者的隐身》（1995）中，他倡导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考虑并凸显自己的民族身份，而选择异化翻译策略必然有助于显示其风格。译者风格从而由鲜被提及的“隐身”状态提升到日趋“凸显”的位置。

2 语料库翻译学视阈下的译者风格研究新模式

2.1 语料库翻译学与译者风格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语料库翻译学使翻译研究发生了从文化转向到语言学的回归，正如Maria Tymoczko指出的“语料库翻译研究出现在翻译研究发展的关键时刻。它萌芽于语料库语言学，因而完全属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同时，它也标志着从规定性到描写性的转向，……整个翻译研究中的各种论争都在语料库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反映”（Tymoczko1998：652—660）。利用语料库展开译者风格研究的第一人是Mona Baker教授。2000年，她发表了“文学作品译者风格考察方法论探索”一文，提出了语料库翻译学的又一重要课题——“译者风格”（translator style）研究。Baker以翻译英语语料库（TEC）为研究平台，分析了英国翻译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译风格，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和叙事结构三方面描述了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Baker的这项研究是对译者风格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手段上的突破，首先，她关注的是译者散落在译本中“指纹”（fingerprint），即译者翻译不同的文学作品时，其译文表现出的一种规律性的语言模式，并且这些特征并不完全受到原文或者原作者语言风格的影响；其次，在研究手段上，Baker以TEC提供的两位译者的所有译文为数据、加以计算机语料统计和分析手段这种量化模式为主的科学手段调查译者风格，无疑为文学翻译特别是译者风格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突破了传统欣赏型、点评式的译者风格评判模式。Munday（2008）在其著作“Style and Ideology in Tramlation：Latin American Writing in English”中提出关注译者在语言层面上的一系列选择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模式，其主要目的是将其与译作产生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Munday强调了分析和解释译者风格产生原因的重要性，其对译者风格研究最大的贡献是强调找出特定译者风格和目标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和整体意识形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宏观层面上试图分析和解释特定译者风格形成的外部因素以及这些外部因素对于译者翻译过程中决策的影响。

2.2 两种研究模式

自Baker利用语料库研究译者风格以后，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在这一领域利用语料库进行了译者风格某一层面的调查和研究。比较综合这些研究，不难发现，结合语料库对译者风格进行研究一般可以分为目标文本型（target-text type，T-型）译者风格研究和源文本型（source-text type，S-型）译者风格研究两类，前者就是贝克（2000）所研究的译者风格，而后者关注的是译者如何在翻译文本中来表现源文本中的某些特征，不同于以往的是关注对象是译者规律性的处理方式。Saldanha（2011）区分了两类翻译文体研究：翻译文体（translation style）和译者风格（translator style），指出前者将文体视为目标文本对源文本的应对方式，而后者则是译者特有的表达方式，并且在源文本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保持一致。用Saldanha（2011：27）的话来说，S-型译者风格研究关注的是译者“对源文本的反应方式”。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行为。而T-型译者风格研究的则是译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表现在译本层面的规律性的处理。Saldanha对译者风格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结合了Baker（2000）和Munday（2008）对译者风格研究的不同侧重，即前者主要以译文为导向（Tr-orien-ted）而后者主要以原文为导向（ST-oriented），提出了兼顾原文和译文的译者风格研究体系，因为译者不仅要在译文中传达原文作者的风格，而且也需要考虑译语的目标读者而选择在译文的各个层面中的恰当表现手法。她把这两个层面的译者风格看作是译者作为原作者和读者之间协调人的一种双向“反应”（responsiveness）。这种反应本身在译本中会呈现出具有译者个人风格的连贯性和前后一致性，从而表现了译者的鲜明特色，即风格。Saldanha强调了译者风格研究的两个维度，既关注了现代译学体系中、特别是语料库翻译学视阈下T型译者风格的研究空间，又重新强调了传统译者风格研究所关注的S型译者风格研究维度的重要性。

除Baker、Munday、Saldanha三位学者外，西方翻译学界以语料库翻译学为视阈展开译者风格研究的还有多人，如Charlotte Bosseaux（2001）、Meave Olohan（2003、2004）、Kirsten Maimkjaer（2004）等。但是在Baker之后的译者风格研究重点不尽相同，并没有完全按照Baker（2000）以译文为导向的译者风格研究模式。

笔者认为，语料库翻译学视阈下译者风格研究的模式和手段差异也反映了学者对于译者风格研究重点的不同理解。正如译者风格研究在整个西方译学发展中经历了如下表1所列的重点转移，语料库翻译学视阈下的不同研究者虽然都运用了量化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工具来调查其研究对象，但对于译者风格研究的侧重点的分歧依然存在，即译者风格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译者关于原文的有意识的对应模式或是译者表现在译本中的规律性语言使用偏好，同时包括其有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的规律。

2.3 译者风格研究综合模式的探索

风格研究的多面性决定了译者风格研究的广度和宽度。为了更全面而科学地探讨译者风格，笔者尝试在诸多研究者关于译者风格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以下图1所示的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该研究模式主要涵盖了对所选译本语言层面包括翻译正文本和翻译准文本的研究，其中，对翻译正文本各个层面的研究将主要依托语料库的技术和分析手段，而对翻译准文本的研究则会采取译本取向型的客观描述方法，揭示译者在翻译准文本层面所采取的策略和使用的手段；在非语言层面的译者风格研究中，该模式主要探索译者选择翻译的文学文本是否也体现出该译者区别于其他译者的特点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有贯穿前后的翻译策略、这种策略是否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目标读者群体等因素紧密相关？从研究重点来看，在此模式下，语言层面以T型译者风格研究为重点、同时关注S型译者风格的研究内容，非语言层面则主要以T型译者风格为研究侧重点。因而，笔者认为，此研究模式的特点有以下三方面：

（1）同时结合T型译者风格和s型译者风格的考察，既关注译者表现在译本各个层面的规律性语言偏好，同时又结合原文的文体特征考察相关译者对这些特征的对应方式。这种综合模式下的译者风格包含译者下意识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征，也包含译者由于主动采取了一定的翻译策略而形成的译者有意识对源文的调整、使其译文能够更加符合预期读者的期待、目标语社会文化期待以及出版商的要求等的多种不同考虑。当下翻译界的普遍共识是，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人类在跨文化交际层面上的交流，其中包括接触、碰撞、沟通和融合等不同的阶段。而译者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为研究两种类型的译者风格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2）考察语言层面包括翻译正文本和翻译准文本和非语言层面包括译者选择文学文本进行翻译的原则和译者贯穿始终的翻译策略。传统译者风格研究在语言层面关注的唯一对象是翻译正文本，也即译本正文，而对译本正文以外的译者序跋和译者注释形式等翻译准文本的研究较少。

（3）传承传统译学译者风格研究中的对比评价模式，并结合语料库翻译学提供的科学分析手段，以定量和定性两种手段考察译者风格，使译者风格的研究不失科学严谨，同时又不流于全凭数据说话的纯技术手段分析，力求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

3 基于《聊斋志异》英译译者风格研究模式可能性探讨

3.1 问题的提出和目标分析对象

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简称《聊斋》，又名《鬼狐传》，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如果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白话章回小说的高峰，那么《聊斋志异》就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顶峰之作。据现有资料统计，自1784年《聊斋》被译成日文开始，到目前为止，《聊斋》一共有英、法、德、意、俄、西、荷、比、日、韩等20多个外文译本，作为“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拥有外文译文的语种最多”（转引自文军、冯丹丹，2011：73）。在英语世界，《聊斋志异》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多个译本，全部为节译本、编译本或者转译本，令人遗憾的是全译本的缺失。虽然《聊斋志异》原著极具研究价值、其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且热度不减，可是现有对《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不管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难以和这部经典作品的地位及其译介的广度和深度相匹配。

针对《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中的突出问题，本研究尝试以译者风格调查为研究对象，选择三个《聊斋志异》规模最大的英文选译本为调查对象，分别是1880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选译本Strange Storias from a Chinese Studio（以下简称翟译）、2006年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的选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以下简称闵译）和2007年由中国翻译家黄友义等翻译的选译本Selections from 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以下简称黄译）。研究模式同时结合基于语料库分析的译文取向型译者风格和基于传统原文和译文语际比较的原文取向型译者风格两大方面，以图1所示的译者风格综合评价模式的各个层面展开对三个译本的不同译者风格的考察，目的在于：一是以《聊斋志异》英译译者风格为案例考察译者风格综合评价模式的可行性；二是尝试从新的译本、新的研究方法人手突破《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现存之重大问题，以多维视角考察其重要英文选译本的译者风格和特色。

3.2 S型译者风格和T型译者风格的研究内容

对英译《聊斋志异》S型译者风格的研究将比较和探讨原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主要考察译者采取何种方式在译本的语言层面展现原作者和原作的风格。对《聊斋》原作者蒲松龄的文体特征进行归纳描述，可以发现蒲松龄在其创作的《聊斋》中体现了独特的文体风格。一是骈散结合，文白相映；二是善于用典故、民间谚语、俚语等形式；三是故事内容富于奇异的想象力，吸取六朝志怪和唐传奇的精华，善于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四是在大量故事中借用《史记》方式，由“异史氏日”出场代替作者发出声音。以上四个特点都是《聊斋》原作者蒲松龄表现出来的最显著文体特征。因此，研究这些文体特征在三个选译本中的表达方式、研究其不同译者风格的形成是否受到原作者文体的影响，都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研究中的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也有其积极的适用性。我们将以语料库研究为基础的T型译者风格模式为依托、采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的方式统计和分析三个译本在语言层面上和非语言层面上的译者风格特征的具体表现。这种全景式的科学分析模式不仅有助于分析译者有意识的风格表现手段，而且特别能够捕捉译者“微妙而不引人注目的语言习惯。这些特征或习惯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作者有意识的操控之外，而且文本的接受者会下意识地注意到”（Baker，2000：246）。

3.3 基于语料库的《聊斋志异》译者风格研究模式的规划和构建

综上所述，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在英译《聊斋志异》中的尝试性应用将在S型和T型译者风格两个层面展开，而在语料库翻译学视阈下展开这项研究的前提条件则是相应语料库的建设和研究结构的筹划。笔者为此自建了如下图所示的《聊斋志异》英译小型语料库，以完成研究的前提准备。此小型语料库中的第一个级别包括了《聊斋》原文语料库和《聊斋》三个英文译本语料库等四个单语语料库，如图2。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语料库的组成结构仅属于一级分类，根据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的需要，笔者还将进行语料库各个子库内部的重组，以服务于相同篇目的历时和共时研究的目的。基于一级子库的二级子库建设步骤包括：（1）把各语料库进一步细分为主要文本（仅涉及故事的译文或者中文）和附加文本（包括目录、译者序跋、注释等信息）；（2）选取翟理斯译本和闵福德译本重合的3l则故事建成二级历时翻译语料库；（3）选取闵福德译本和黄友义等的译本重合的40个故事建成二级共时翻译语料库；（4）选取历时语料库和共时语料库对应的两个原文二级语料库，供语际对比分析使用。在此基础上，完成语料库的扩展整理工作，供案例分析讨论之用。

构建语料库准备工作完成的基础上，本研究的基本结构将细分为：第一，历时译者风格研究，主要考察跨越百年的翟理斯译本和闵福德译本的译者风格，如图3；第二，共时译者风格研究，主要考察几乎同时诞生的闵福德译本和黄友义等的译本，如图4。其中，历时和共时译者风格在语言层面上的研究将采取语内类比和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模式，即比较《聊斋》英译语言和其它翻译语言（以TEE为代表）以及自然英语语言（以BNC为代表）之间的异同和《聊斋》英文译本和《聊斋》原文之间的不同的对应模式。

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中拟采取的历时和共时译本考察的两个路径均会涵盖对T型译者风格和S型译者风格的考察，其中考察的第一个级别是基于三个《聊斋志异》英译翻译语料库的T型译者风格的主要表现，而考察的第二个级别分别是历时译本和共时译本相同篇目中关于s型译者风格的主要表现。前者为本研究中的重点，将包括语言层面和非语言层面中各个微观方面的译者风格调查，而后者为本研究中的补充部分，主要研究对象选择了译者在篇章层面s型风格的差异和特点，以此作为译者风格总体研究框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最后，在研究过程中，历时和共时译本的考察虽然将采取基本相同的研究路径和研究层次，但是，基于译本各自的特点和历时、共时研究的不同侧重，在总体研究框架一致的前提下，某些层面的译本风格研究关注点不尽相同。

本研究的特点有以下三点：首先，综合近年来西方翻译界、特别是语料库翻译学视阈下对译者风格研究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该模式是以研究译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T型风格特征为主、以描述和分析译者有意识作出的针对源文特殊文体特征的反应为基础的S型译者风格调查为辅的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译者风格研究模式，具有理论上的概括性和代表性；第二，从具体调研译者风格的手段和方法上看，该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结合的途径。如Olohan在其书中引述Edourdo CrisafuUi的观点，“定量分析有助于显示规律性的处理而定性分析可以解释译者策略和意识形态的干预”（Olohan，2004：167），两种分析途径的有效结合能够帮助发现译者风格的复杂构成以及其形成的错综的原因；最后，本研究基于译者风格理论模式探讨的基础上，试图以此分析和解释英译《聊斋志异》主要选译本的译者风格，从而有效填补其研究的不足和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为这部汉籍经典的英译研究作出贡献。本文重点在于构建研究思路和步骤，具体研究结果笔者将另撰文叙述。

许钧（2002）提出，“近一个世纪来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历史的研究，往往重翻译事件的罗列，重具体作品的复译历史的梳理，而缺乏一种宏大的文化视野，从文化交流的高度去研究文学翻译与接受史中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如翻译选择、文化立场、价值重构等问题”（2002：221）。同样，中国文学著作在西方译介和接受的研究也有类似问题。因此，建构一种全新的译者风格评价模式，以此切入《聊斋志异》几个英译本和译者的分析，可以不仅从语言层面、而且从文化、社会、历史等层面来全面分析译者风格和风格形成的原因，从而以更广阔的视角研究《聊斋志异》的译介、译者的风格和文化传播的互动和加深对翻译的文化特质的认识。

4 结语

在翻译学科发展多元化、跨学科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代背景下，研究译者风格也应紧随学科发展的脚步而采取多维度、更科学的方法和模式，同时继承和发扬中西传统译学中关于译者风格研究的宝贵思路。本研究主要得益于语料库翻译学视阈下对于译者风格研究的诸多新思路和新趋势，在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尝试兼顾传统译者风格研究中重点关注的译者采取什么方式展现原作文体和原作者风格、重点讨论基于语料库统计和分析的译者在译本各个层面（语言和非语言）表达出的个性特征。不仅如此，理论建设首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实践，本文以英译《聊斋志异》译者风格研究为案例，从研究内容、研究结构和研究步骤上探索了运用该模式调查特定作品的三个主要英文选译本的译者风格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基于《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的现状及其独特性，运用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于该案例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此研究框架下展开的研究也必定能获得对《聊斋志异》译者风格具有突破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