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和载覆她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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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以敏第一次见到周笔畅，并不是后来人所周知的“超级女声”舞台。
“那时候她参加了华娱电视的另外一档的选秀，被黑楠老师给刷下来了。但是后来呢，她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后来我做超女节目的时候，我就让主办单位给她打电话让她来参加比赛。她本来是非常的拒绝，但是后来她终于肯了。”她对《人物》记者回忆说。
那时候，柯以敏觉得周笔畅很单纯，唱歌很棒，没什么可以挑剔的。“至于说现在染了头发啊，有些作风啊，等等，我觉得这些情有可原，因为人都不断的长大嘛。我们总不能期待进入这个圈子以后她们还像之前的参赛者。那不可能。”
“超级女声”也成就了她们
“到现在我都很感谢，我是2005年超女的评委”，柯以敏说。从此之后，她的私人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少，工作量越来越大，“到现在都不断，然后也交了很多的朋友啊。因为那年，我出的唱片，我自己的唱片销量都有增加。”
宋柯第一次见李宇春是在总决赛尘埃落定之后的事儿了。2005超女十强来北京做拼盘演出，记者会后一起去吃饭，唱片公司老总们坐一桌，10个女孩坐一桌，“打了个招呼，她们给评委敬酒表谢意。我在偷偷观察那10个女孩，张靓颖周笔畅我以前就评过，女孩们都很兴奋，唯独李宇春比较淡定，气场挺强大的，跟日常碰到的其他新人不太一样，肯定跟本身性格有关系，残酷的选秀也给她们带来了锤炼。”
即便当年已经身为唱片公司的高层，宋柯也坦言，2005年的超女节目改变了他的工作轨迹，“当评委，今年还又接了两个，我觉得每年的评委工作，带来了好处。提高了知名度。也有助于我对新人的观察。比如今年的《向上吧，少年》，都是90后，甚至00后，看新的一代人，看他对于作品的选择，舞台上个人的魅力，个性展现。挺受益的。”
“最大的改变，我们和李宇春的合作，让公司、团队有了成长，学了很多东西。”宋柯说。
“内心纯洁的人前途无量。”
2005年，31岁的科尔沁夫写下这句话。那一年，他从辞职在家的前媒体人，成为超女成都赛区评委。又因为朋友的介绍，为新浪撰写超女专栏，声名鹊起。如今，他已经忘了这句话是为哪个超女而写，但记得这句话曾经被好多媒体转载，还被各路超女粉丝引用。当时，他的专栏盛况空前，每周五晚上的超女直播结束之后，如果没在一两个小时内更新文章，百度贴吧里会有无数人催促鼓噪。
“稿费是千字一百还是一百二，最后他们给没给，这些我都记不清了。”科尔沁夫说。
当年刊登科尔沁夫专栏的“2005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专题”，现在还能打开。2012年，回头再看这个网页，只有文图新闻，互动手段仅限投票、评论，看起来简陋而寒酸。但在当时，大家很满足，玩得很high。
做这个专题的是新性频道——不知道娱乐那边是不想做还是看不上，就把这个活儿推给了新性频道——倒是抢了个香饽饽。但女性频道没人懂音乐，就让一个小编辑负责，她想找人写原创专栏，最后找到科尔沁夫。小编辑给出的条件十分宽松，想什么时候更新就什么时候更新，主题无要求，内容无要求，字数无要求，三无。
“这个编辑之前没接触过音乐的事，她只是希望我放一张照片在那儿，有这么个专栏摆着就行。我一听没什么要求，就答应了。”
“聂梦宇，她叫聂梦宇”，科尔沁夫翻了一通手机，找到了那个约稿编辑的准确姓名。7年过去，科尔沁夫已经成为评委专业户，当年的编辑也成了少城时代娱乐公司宣传总监。一场比赛，成就的不仅仅是超女。
七年，命运
柯以敏最爱的还是周笔畅。
让柯以敏评点2005超女的发展，她张口就说：“周笔畅不是自己搞了一个品牌服装吗？做的不错。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周笔畅。这也是很多艺人在做的事情。王力宏也有啊，谁都有啊，罗志祥啊，都有。你问我适合不适合，我认为，只要她选择了，她觉得是对的，我们就应该支持她。”
至于其他超女，“张靓颖越来越漂亮，至于她能不能唱到六十岁七十岁，我觉得……那就要看她自己咯！像李宇春，我倒是更认可她拍戏，她演的那个《龙门飞甲》我还去看了两遍呢。”
“实话说，前四名都不错，路数不同，当然有差别，这几个都发展得不错，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周笔畅做了很多突破，张靓颖比较大气，何洁走的是可爱路线，她们四个是那届的宝贝儿，光李宇春一个肯定不够。”宋柯评论说。
因为有过经营李宇春的经历，宋柯对李宇春的偏爱也不显得奇怪。“一看就是后来能担大任的。名声来得太快了，膨胀就算有，也是最开始的时候，早就过了，处理得很得当。李宇春这几年完全成长成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有想法的全能艺人。从她很得心应手地接电影创作专辑组建团队看，有主见有执行力，短短六七年就有这样的成绩，很令人刮目相看。很多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都还在这些问题上纠结呢。”
科尔沁夫则不太知道超女们都在忙什么，只晓得李宇春发展不错，周笔畅有点被“耽误”了。他反而比较愿意提一提那些被人忘记的超女：文瑶和冯家妹。
“突然在什么报纸上看见说，冯家妹继文瑶之后，成为第二个已婚生子的成都超女。当时我心里有所动。当年我挺看好冯家妹，她来北京我还帮她联系唱片公司，后来她回去了。对于超女来说，有可能在歌唱道路上因为一个机会改变人生，一种可能是继续唱歌，接受掌声和辉煌，但也意味着你的生活可能永远都稳定不下来。像冯家妹和文瑶，呆在一个小地方，可以唱唱歌，更重要的是她们有安逸的生活。”
常宽也喜欢这两个成都妹子，他曾经强烈要求把文瑶、冯家妹也送入长沙总决赛，但是赛制规定只能一个赛区出三个。谈起这两位超女现在的生活，常宽说：“冯家妹、陈西贝、文瑶没有依靠唱片公司和经纪公司，只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过得特别好。今天在四川，文瑶、冯家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俩在今年分别一人生了一个儿子，特别令人开心鼓舞。”然后常宽声音一沉，又补了一句：“但是王贝死了。”
王贝是2005超女成都赛区第11名，比赛时和李宇春一个组。2010年11月，24岁的王贝在武汉某整形医院接受面部磨骨手术，因医疗事故死亡。
现在，王贝长眠于石门峰“名人墓”，墓碑上刻着巨大的音符，以及四个大字：“超女王贝”。
“想到她们都是从一个节目里走进娱乐圈的，命运如此不同，就很感慨。”常宽说的她们，是指成都赛区的这些女孩们。
“命运”，科尔沁夫也提到了这个词。
05超女是社会现象，06往后只是一个节目
2005年超女火爆全国之后，唱片公司拿出很多资源来做这批艺人，女孩们也很努力。但就大部分超女而言，并没有出现公司、艺人、市场多赢的局面。
常宽说：“她们的经纪公司很辛苦、很小心、但也很糊涂地在帮她们做事，现有的唱片公司体制妨碍她们看清世界。要知道，歌不是靠手段去推红的，也不是靠颁奖礼花钱去砸红的，歌就该是唱红的。”
科尔沁夫则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没法决定超女以后红不红，超女所谓的红，其实只是覆盖了一个电视节目的受众群。“喜欢选秀节目的受众是抱着看节目的心情过来的，有些人并不一定关心你的后续会如何，也不关心你以后唱什么歌。”
《人物》杂志问科尔沁夫，“超女是电视节目的成功和突破，不能代表音乐运作的成功和突破？”
“对。05年超女是突破电视节目的一举，成了社会现象，06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电视节目，观众也就是电视节目那一圈观众，而且这个节目永远也无法跟春晚那种影响力相比，你能指望快乐大本营推红一个歌手吗？”
要想红，甚至必须成为社会现象。这样的红才是真的红。
科尔沁夫继续分析：“另一方面，主办方把‘节目’看得过于重要了。比如说评价一个人，她在电视节目里成像好看，那个人适合电视节目，他们总是这么想，这和音乐始终是有冲突的，如果把握不好平衡，就坏了。”
在后面的几届超女、快女比赛中，创新精神大大后退了。
宋柯评价，“05超女都挺稚嫩的，单纯，快乐，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没那么强烈的得失心，状态是这么多年以来最好的。后来小孩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有了参照物，就不一样了。当时那届，无疑是最好的一届。”
柯以敏说，“其实李宇春她们算是很幸运了，到现在你们大家还会想起她们，采访她们，07年的花儿朵朵，08年09年到2012年（的参赛者们），她们还能够让你们记者来写吗？她们不是更可怜吗？”
往回收缩的不光是电视节目制作人，还有超女自己。她们原本是一群社会化意义上的明星，比赛一结束，倒回去成了纯艺人，从此和社会大众、公共话题失联。在采访05超女一代的时候，她们中间不少人都自称“很宅”，却一点也没觉得这是个问题。
和科尔沁夫探讨这个问题，他说：“超女本身就是小孩，好多本来也没什么文化，有的是中学生或者大学生，大学生也都是学唱歌的——你想学唱歌的能看过啥书呀。这帮人都能读书看报的有吗？说实话，不太多。她本身可能就不关心这个，而且当下唱片公司这种运作，真正有社会责任心的，或者说有文化的人，真的挺少。大部分超女没脑子，就唱歌唱的好，或者说即使有脑子，想别的事儿去了。超女里面基本上没出什么艺术家，因为她本身就不是啊。而且中学生本身没有这个概念，到后来都是被商业大潮裹着往前走，基本上没什么心思去继续充实和进步。歌手们天天搁家呆着，练歌、排舞，就这些事。”
超女不再红火的时候，美国人依旧爱看“美国偶像”
时间逝去，炙手可热的超女已经不再是社会热门话题，但对于当过超女评委的人来说，这个话题始终还是带着敏感度。对于娱乐圈和音乐人来说，以“超女”为代表的“选秀歌手”始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团体，需要加以接受和消化。
常宽就说，他能感觉到非选秀歌手和选秀歌手之间有隔阂，原因之一，后者是一夜成名，抢了很多人的风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纪公司和电视台的运作，人为打造出一种大牌、与世隔绝的气氛，失去了自己交朋友的机会和能力，“这种唱片工业、资产阶级的方式，其实不适合中国。交什么朋友、听什么歌儿，都是公司安排的，也妨碍和主流演艺圈的交流。”
科尔沁夫也觉得，始终会有人觉得超女这件事坏了行情，它让媒体关注度全部集中在选秀上，导致正常公司的或者一些好的音乐人出不来，坏了规矩。
“这个我没法说啊，我是唱片公司的啊。”宋柯还是认为，在这个时代，唱片只是标准之一。不能用这个标准来下断语说整个超女是失败的。“我们衡量艺人，如果在从前，那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后期，我现在认为有很多指标，其它领域，也可以是指标之一。从李宇春来说，我只看效果。”
很多超女都与各自的唱片公司有矛盾，李宇春是个特例。宋柯说，“历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有自己很肯定的立场和想法，她也懂合作，这是我特别欣赏她的原因，她历来在这些问题上非常明白，情商和智商都够。7年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湖南电视人一直说，“美国偶像”是超女的灵感来源，可是超女已经做得不再红火的时候，美国人依旧爱看“美国偶像”。
宋柯分析说，2005超女之后选秀节目相形式微确实有一些节目本身的原因，但也要看到，欧美大的选秀也有震荡期和反复。“他们也有投票，跟咱们当初似的，吸取了大众的参与，但是咱们取消了投票。我们这里，电视节目一定会有起伏，也有人才问题，后来几届人才不足。但是后来对选秀节目的限制，对海选，对直播的要求，黄金档的退出，都束缚了发展。”
诊疗三联单
除了所谓“限娱令”这类政策限制的因素，也有参赛者本身的因素，柯以敏说，“我觉得来参加比赛的这些小朋友啊，不要急功近利。如果你真的希望，这个比赛是你未来的平台，那你就要好好的和这个平台合作。你第一个平台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没有基本功，你还说什么平台？没用的！”
按照科尔沁夫的话来说，参赛者一旦急功近利，“这就完蛋了。”“我能看得出来哪个是真的感动。05年超女这些人她们喜欢唱歌，很单纯，也没有什么成名成家的想法，闲着没事，来了就比一下，穿个破鞋就去了，突然红了，后来就不一样了，大家都奔着红去了。”
中国电视行业的一个毛病则和有些参赛者一模一样：急功近利。
科尔沁夫说他已经骂过好多次，“我当时为什么要写千字一百的专栏？就是因为成都赛区感动了我。但是到了2005年决赛的时候，我就觉得电视制作里有我看不上的东西——它觉得超女成功不是因为情感、歌曲，而是因为炒作，和评委打架，或者其他怪招。后来这些负面东西太多，毁成一个跟音乐没什么关系的比赛，这就完蛋了。我们这方面人才太少，歪风邪气又太多，音乐就完蛋了，最后节目就完蛋了。他觉得收视率重要嘛，而收视率通过情感通过音乐去实现就比较慢，不保险不刺激，但这个东西很珍贵，丢掉了就没有了。”
科尔沁夫认为，还有一个坏影响是，那些真正唱得好的人、特别有个性的人不愿意参加选秀了，因为觉得不靠谱。
“比如曾哥，曾哥这个事情我不反对，她还挺好玩的，但作为一个音乐比赛来说，大跑调走到几强几强，这肯定是从电视制作角度出发的，是为了收视率，求争议点，所以不会让她被淘汰。但如果我是一个唱歌唱得还不错的人，我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如果我去参加你的比赛，被曾哥给PK下去了，我丢人不丢人啊。他们有时候也希望评委推荐一些选手，可是有相当一些选手是不愿意来参加比赛的。我唱的好，被你当道具，我唱的好，不代表我能走下去，我去干嘛呢？唱歌比赛最后拼的还是选手，但很多评委跟我说过，基本上唱得好的都被淘汰了。”
评委本来想给中国唱片业号脉，结果发现，超女病、唱片病、电视病，是一张诊疗三联单。
（实习生刘君萍、罗娜、杨婕、魏玲对此组专题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