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编校价值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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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编辑归编辑，校对归校对。即使现代出版业产生了编校一体化，这也不是纯粹的谁吞了谁的“编校合一”问题，两者可以在内容和形式上交叉重叠，但业务性质上各自独立。用哲学的眼光审视现代校对工作，便可较为清晰地了解校对的渊源，对其未来也不再有惶恐。

关键词：编校合一；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现如今，校对从业者很有些慌乱，因为这个工种似乎在价值、功能、管理上不断遭到“弱化”打击。编校合一、以编代校，乃至以机器代校的情况到处发生，于是“论校对的弱化”甚至“论校对的消亡”之声也不绝于耳。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猜测的意义不大，呼吁的效果有限。假如用哲学的思维想一想，仅就校对这个专业来说，情况不应该这样糟糕，前景不会是那么悲观。

哲学是万学之学，人人都想弄懂它，太难。它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表现形式，实际上一直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动。因此，要做好校对工作，不妨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不断地研究和分析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矛盾，探索解决的途径，推动出版事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思考一：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校对的“命运”

校对这个活儿历史久远，即使从“校雠”开始算，怎么也得追溯到西汉时代。若从“校”字上考，则更加遥远。

一切具体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遵循抽象的规律。“校对”是由“校雠”演变而来的，它的演变过程与出版生产力发展过程同步。2800多年前，先有了“校”；到西汉成帝时代，“校”被“校雠”所取代。在长期的实践中，“校雠”的内涵不断扩大，除了文字比勘订正外，还兼及版本、目录、典藏。到南北朝时，学者们将“校雠”分为“广义校雠”与“狭义校雠”，并用“校勘”这个词来表示“狭义校雠”，专指文字比勘订正。随着出版生产力的发展，校勘工作又出现分工，写样之后的第二次校勘，被称做“校对”。

由“校”而“校雠”而“校勘”再演变为“校对”，反映的是我国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现代校对的特征是编校分离，“编辑清源，校对净后”，共同构筑出版质量保障体系。这种体系是与出版生产现代化相适应的。

如果将现代校对与古代校雠进行比较，分析校雠的历史演变过程，不难发现现代校对与古代校雠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完全相同，“都是以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出版物出版之前，为读者提供优质（善本）出版物为终极目的，都是以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作为职业责任”。

如此比较，就很清楚地知道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了。可以说，和“编”一样，因为有了“书”，于是有了“校”。在“图书”这个整体中，存在着编和校这个“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整体与部分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整体由部分组成，而离开了整体的部分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同样，没有部分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整体。

书在，校就在；没有校，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书。于是，校对工作会贯穿在出版行业的始终，校对工作者与图书共生。

思考二：量变质变规律体现为编校的矛盾统一

量变质变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可以简要地概括为：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必然引起新的量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

在图书出版流程中，从工作关系上看，编辑和校对始终是一对矛盾体，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

我们可将校对工作与编辑工作的关系概括为八个字，即“同根，分工，合作，归一”。从历史的考察已经得知，校对工作是与编辑工作一起出现的，校对工作一直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古代时期，编校是合一的。

编校分离是出版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出版物生产工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表现。编校的分离，既导致了编辑业务的飞跃，也促进了校对技术的发展。现代校对的“三校一读”“集体交叉与责任校对相结合”“校对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相结合”“校对质疑与编辑排疑相结合”，以及定额管理和质量量化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更是全新的进步。

同时，自从编校分离，编辑工作和校对工作也产生了新的矛盾，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不可否认，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面临着新的转型时期。在这个阶段，校对工作相对编辑工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趋势，“重编轻校”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轻重变化达成的平衡结果是，书出得快了，错出得多了；效益似乎上去了，质量肯定下来了。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应当是暂时的结果。

追求“量”不能以牺牲“质”为代价，尤其是对图书这个文化产品而言。

校对工作从编辑工作中分离出来了，但校对工作作为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基本属性并未改变，校对工作是特殊的编辑工作，是出版生产流程中的独立工序，同编辑工作一样，它是一项创造性劳动，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也是最重要的出版条件。

于友先先生说：“如果把保障图书质量比作阻击战，那么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就有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编辑把守，他们以作者为原创对象，通过组稿后的审读加工，清除书稿中的差错。第二道防线由校对把守，通过“校异同”消灭排版错漏，保证编辑发排文本不错不漏地转换成印刷文本，再通过“校是非”发现并协助编辑改正发排文本中遗漏的差错。”

编辑业务和校对业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能；编辑工作和校对工作是一对矛盾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可替代，不可或缺。

思考三：对立统一性制约着校对的功能

清代校雠大家段玉裁将校雠的两大功能概括成：“校异同，校是非”。前者是“照本改字，不讹不漏”；后者为“定本子之是非”。“校异同”和“校是非”也是现代校对的基本功能。

近年来，业内人士清晰地感觉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版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新技术条件下，纸介质书稿逐渐被磁、电子介质书稿取代。校对客体的这种改变，使得校对的两大功能发生易位：“校是非”的地位逐渐提升，而“校异同”则相对下降。与之相伴的是，“校对专家化”“校对全能化”“校对编审化”等等呼声日渐高涨。对此我们须保持足够的冷静。

“校异同”和“校是非”是对立统一的存在，有内部本质的联系。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两者“地位的变化”是相对的，也是有限度的——“校异同”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加显示出其必要性和不可忽略性，绝不可以也不可能被“弱化”。

自古以来，随着出版方式的发展变化，校对的主体和客体就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中，也未引发校对主体回到编校合一的状态。功能如何变化，也不会影响到“校异同”的生命。因为编辑错改、排版人员漏改、版式转换时的丢失和错乱屡见不鲜；在核红、整理、对片过程中仍然需要校异同，即使是“校是非”过程中也离不开“校异同”，比如前后互证、文注比照、图文对照、引文核对等等。

至于为应对“校是非”而发出的“校对专家化、全能化、编审化”呼声，更需要加以警惕，那完全可能是一个“陷阱”——全面提高校对人员的素质没有错，但是在资讯发达、知识爆炸、行业细分、技术尖端的今天，作为综合出版社的校对从业者，靠自己的能力“校是非”既不切实际，也是危险的。

最近，笔者同行们校对了几本较为专业的书，如《境外上市融资外汇管理实务》《司法考试指南》等，共同的经验是我们离“校是非”的距离还很远。笔者在责校一本少儿图书《小学奥数思维训练教程》时，挑选了几道题进行运算，居然发现了编校错误；那些大部分未被挑选的题，据说能答对者可以参加数学大赛。

校对工作貌似简单，实则复杂；看似容易，实则艰难。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阐述矛盾的特殊性时指出，每个事物都有它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每个矛盾都有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作用来自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校对工作要达到较好的效果，也必须正确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校异同”是校对工作的基础，“校是非”则是不断建设的楼宇，基础不存，楼宇也无从谈起。今天，对多数校对从业者来说，抓基础仍然是主要的工作。

编辑归编辑，校对归校对。即使现代出版业产生了编校一体化，这也不是纯粹的谁吞了谁的“编校合一”问题，两者可以在内容和形式上交叉重叠，但业务性质上各自独立。用哲学眼光审视现代校对工作，认识矛盾的实质，捋清思路，对做好本职工作将大有裨益。